1 数字时代青少年的艺术人文素养
 
1.1          审美教育的当代性
审美教育历史悠久，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蔡元培先生继承中西美育传统主张，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美育理论。他认为，“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1]。同样地，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也提到审美教育是三个教育目标之一。这三个教育目标是：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2]。之后，近现代重要的中国美育学者还包括王国维、梁启超、鲁迅、朱光潜、曾繁仁等。
西方美育史上，1975年席勒于《审美教育书简》中表示，游戏冲动是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之间的集合体，是实在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受动与自由等的统一；这样的统一使人性得以圆满完成，使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同时得到发挥，而人性的圆满完成就是美。只有人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的时候他才是审美的人，只有他是审美人时，他才是完全的人和完整的人[3]。他的审美教育理论是在工业化文明条件下人文主义思想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表达，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席勒写作《审美教育书简》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半年，是启蒙主义时代，是人类在思想和精神上十分强健和积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文学上有歌德的《浮士德》、音乐上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哲学上有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他们致力于用审美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世界所造成的分裂和对立。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世界范围内文化经济时代或者说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已与蔡元培、席勒所提倡的美育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主要对立不再是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对立，不再是情感与工具理性的对立。在当代社会，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重新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问题。 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的闲暇时间大量增长，审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成为现实。在启蒙主义时代，艺术创作是“天才”的特权，席勒自己就因为文学创作能力从社会下层进入上流社会。在当代社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生产”艺术作品，并且可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性传播。 随着艺术家与普通人界限的模糊，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消失，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础从机械复制转向了个人自我中心的生产模式。如果说平推磨是第一次轴心时代艺术生产的物质基础，蒸汽磨是工业化革命时代艺术生产上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云计算和区块链是当代艺术生产的物质基础。 
 
  基于以上变化，审美教育的问题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诚如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当代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美学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所概括的是一种新的美学结构体系和新的审美文化观念。它的产生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历史地和逻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本观念及其文化结构体系发展到新时代，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出的一种新的形态。习总书记的讲话，确定了新时代美学研究的时代宗旨，为建构当代审美教育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引。因此，我们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物质基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