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针对一个微型研究对象的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同时，艺术人类学全局的眼光以及对文化的关照也使得这种微型史的研究更加立体，并且就像范丹姆曾经提到的“将这些文化中的艺术作为合适的研究主题，意味着将传统艺术史的‘边界推回’到一个相当可观甚至空前的程度（参见基蒂·希曼斯的相关论文）。因此，这就为研究多数艺术传统创造了领地，除了那些西方艺术，至少是一些西方学院艺术史之外，还包括东方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艺术”。其次，关于构建艺术理论。大量关于地方性的具体艺术的个案研究能够汇总成为某一个艺术门类中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建构门类艺术的生产，功能，阐释等相关理论提供依据，各种门类艺术理论的完善与形成进而可以提升为一般艺术理论。
就艺术社会学来说，根据其研究特点以及研究个案来看，可在艺术学范畴下的艺术理论反思以及艺术批评两个方面大有可为。首先来看艺术理论反思方面。李心峰曾经提出的“元艺术学”概念，就是希望在艺术原理这一层次之上，能够设立一个专门反思、探索艺术学自身的对象、方法、范围、体系结构等问题的学科。然而在其《元艺术学》著作发表后的二十多年中，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后续讨论却相对寂寥。究其原因，尽管建立一个反思自身理论的学科确实重要，后续研究者却难于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去实现其进一步的发展。而社会艺术学自诞生就带着哲学思辨色彩，同时还能结合实证研究，也就是说在天然条件上，艺术社会学就具备了反思艺术学自身理论的优势。其次是在艺术批评方面，艺术社会学关注社会组织与经济，这些对艺术作品的产生以及欣赏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卢卡奇、戈德曼、阿多诺等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家从社会学角度评判艺术作品的研究就为艺术批评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艺术社会学在西方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与范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将其理论与范例置于中国情境之中进行验证和对比，必然会促进我国的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与艺术批评的发展。
总之，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可以互相补充，在实证角度对于中国艺术学的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的研究进行发展与完善。第一，艺术学不在束缚于象牙塔之上，来源于田野调查的艺术理论能够进一步解决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艺术学研究也因此会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例如近年来门类艺术的田野调查对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再如关于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考察为我国美丽乡村目标的建设提供许多途径。第二，大量田野实践的调查拓展了艺术学的研究范围以及更新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艺术人类学研究采用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视角，将艺术置身于整个社会文化之中进行研究，使得艺术学的研究范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实现了艺术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线。
五、问题与当代反思
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在我国都是很年轻的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艺术人类学来说，问题的出现与研究者群体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前面我们在谈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向度的时候提到过，我国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主体是以艺术学以及门类艺术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为主的，这些研究者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两个类似的问题。首先是研究者在撰写艺术民族志的时候，容易迷失在浩瀚的人类学理论中而忘记了自己初始的目的，所做的研究向度从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本学科的问题不自觉的变成从艺术角度出发分析人类学的文化，这种学科向度的跨越不是不可，然而这样的研究常常由于目标不明确和人类学理论基础薄弱造成了研究不深入，使得漫长和艰辛的田野考察失去了很多应有的价值。所以还是建议研究者在进行个案研究前对自己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