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力量（单于统治阶级对匈奴文明的维系）在顽强的坚守，然而，风格转向已大势所趋。
 
五、农、牧文明的融合与饰牌风格的转向“在匈奴建国的初期，统治阶级对于汉文化是排斥的。但越到后来，汉匈的经济关系越密切，汉、匈人民之间的往来就越频繁。”“前127年汉将卫青等攻下了河套以南的楼烦王和白羊王地，于此置朔方（包括河套西部及套北西部地）和五原（包括河套东部和套北东部地）二郡，徙汉民十万以实其地。”公元前119年，“汉渡河自朔方（内蒙古河套内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西）下，有急保汉受降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匈奴日逐王比承袭祖父号，称“呼韩邪单于”，率众降汉（是为南匈奴），“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扦御北虏”。呼韩邪单于（比）降汉后，“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因南匈奴与东汉关系维系甚好，东汉又将沿边八郡划给南单于军队和牧民驻牧，并派驻军对其监视与保护。南匈奴牧民居沿边八郡，不善垦殖、土地荒芜。东汉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诏令“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而北匈奴西迁后生存艰难，加之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利之争愈演愈烈，不断有北匈奴人南下降汉，前后计数十万人。降汉后的匈奴人在鄂尔多斯及北方长城沿线，与汉人杂居生活，汉、匈之间空前融合，匈奴的文化、习俗及生产、生活方式在悄然改变，文明的对抗已然倾斜。由此，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风格，在经由文明对抗的“僵持阶段”后，在新的农牧文明对抗形势的驱动下，逐渐形成了新的、稳定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物主题的演变。战国晚期，占重要地位的猛虎和奇异、凶猛的野兽主题已很少出现。而可供豢养的牛、羊、鹿、马、骆驼等动物成为主要表现题材。其中，尤以牛的主题地位提升明显。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发展历程中，牛的形象多出现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且多为取牛头形象特征做概括性呈现的兽头饰，尺寸较小，一般长、宽均不足三厘米。然而，此时的牛却作为饰牌主体形象，以写实或图案化装饰的表现手法再度呈现、尺幅骤增、生动逼真；第二，装饰意味的增强。对称和连续纹样的设计形式频频出现，在传统的写实动物纹饰中，融入了浓重的装饰意味；第三，场景氛围的转向。此阶段的饰牌场景，由战国晚期野兽间的争斗、撕咬，转变为动物间的休闲、甚或游戏，画面氛围失去了战国晚期的紧张激烈、血腥勇武，代之以宁静平缓、温和柔顺。诚然，被断代为西汉中晚期的鹰虎（或鹰兽）搏斗纹饰牌，虽仍以质朴的写实手法表现战国晚期饰牌所具有的、紧张激烈的咬斗情境，且有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但我始终认为其并非生成于此。一来，其同属于P形饰牌，延续了二百多年前战国晚期的饰牌形式，其已非此期鄂尔多斯地区青铜饰牌的主流形式；第二，饰牌中与虎（兽）搏斗的鹰造型似另有来源，我在另一研究中有专文叙述，此不赘言。
 
小结：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的演变，与汉匈之间、农牧文明对抗形势的变迁，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这种文明的对抗，是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演变的直接动因。反过来说，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的演变，以“图像证史”的方式，记录了该地区汉匈文明对抗的历史进程。布克哈特教授将传世的图像称作“往昔人类精神发展诸阶段之见证，借此可以读解特定时代的种种思想与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