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画面。《史记·匈奴列传》载“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宣太后与义渠戎王淫乱、以诡计杀义渠戎王，秦方夺陇西、北地、上郡；赵武灵王变胡服骑射后，赵国乃强，方破林胡、楼烦。可见，战国晚期，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正兵强马壮、军力强悍、族群兴盛。而这种兴盛的背后，定然存在与之相适的统治机制、尚武风俗和民族精神。这与青铜饰牌中凶猛彪悍、奔放狂野的纹饰风格间应存有横向对应的深层联系。我曾在拙文《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装饰风格的社会学成因探究》中，论述了北方游牧民族尚武风俗与民族精神，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咬斗纹”形成之内在关系。当对比两汉时期的汉匈关系与饰牌造型后，我更倾向于认为：战国晚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族群精神、信仰与尚武风俗是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形成奔放狂野、强悍勇猛的艺术风格的源动力。
 
四、文明对抗的“僵持阶段”与饰牌造型的“过渡时期”从鄂尔多斯诸地出土（征集）的青铜饰牌的发展序列看，到秦与西汉前期，以虎为主题的饰牌明显减少，而且表现奋力撕咬、凶猛拼杀场面的纹饰渐趋消逝。饰牌造型似乎处在一个原有风格衰败、而新的形式尚未生成的过渡阶段。冯恩学教授说“匈奴之后的鲜卑仍沿用透雕动物纹饰牌，但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其实，从艺术学的角度看，鄂尔多斯诸地出土之青铜饰牌造型的衰落之势从西汉中前期即已现端倪。或者站在战国晚期饰牌风格的高度看，鲜卑所沿用下来的，是本已衰落之后的造型风格。再来横向比对，此历史阶段汉、匈之间的对抗形势。“匈奴国的极盛时期从公元前209年-前126年，即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时期”，正是秦末至西汉中期。秦末大乱，而西汉建立后，朝廷多以和亲政策求取和平。《史记·匈奴列传》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此阶段，匈奴仰仗其国力与军力，在对汉关系中占据主动权，得以维系着用以补足“辅助性生业”的渠道。但我们从史籍记载中发现，自冒顿单于起，匈奴社会已然开始出现了匈奴人民与统治阶级对待汉文明的相反态度。其一方面是匈奴人民出于生业补给的需要，在两国“绝和亲”而处于战争边缘时，仍“尚乐关市，嗜汉财物”，“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另一方面，单于出于统治需要，有意识的排斥汉文明，维护匈奴文化信仰、习俗，视匈奴文明为强国强军的重要保障。《汉书·杨恽传》记载“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殠恶。”老上单于初立，宦者中行说降匈奴，规劝单于恪守匈奴传统文化习俗：“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这正是藏匿于汉匈两国战争之下的根本较量——“文明的对抗”物化于社会现实的具体事例。此时在匈奴国内，单于同匈奴人民对待汉文明的相反态度，即形成了匈奴对抗汉文明的过程中，“半推半就”的僵持阶段。正是两种文明对抗的“僵持阶段”造就了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演变的“过渡时期”。也可以说，同期动物纹饰牌造型的过渡样式，正是匈、汉文明对抗“僵持阶段”的艺术化呈现。表现为，战国晚期凶猛强悍的风格已然消退，东汉时期新的造型风格尚未形成。此间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