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并不能简单的将汉朝视为一个系统或牢固坚实的共同体，将匈奴视为一个牢固坚实的共同体。匈奴人民承受着单于等奴隶主的压迫，而汉朝人民也遭受着皇帝等封建领主的愚弄。若不是敌国杀掠妻儿，禁止关市贸易、限制往来肯田，抢夺畜产、缯、絮、米蘖，则人民并不愿发生战争。”所以，汉、匈关系既包括以单于为代表的奴隶主和以汉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匈奴人民同大汉朝廷之间的关系；既包括汉朝人民与匈奴国家的关系，也包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层次、多维度的。
 
二、农牧文明碰撞的敏感地区——鄂尔多斯“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鄂尔多斯外，主要分布于蒙古境内，北至西伯利亚，西至阿尔泰，东达草原最东端的西丰西岔沟。”本文将出土（征集）于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饰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此分域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从艺术造型上看，两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与西伯利亚等地的青铜饰牌存在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是建立在不同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考古学界多认定“青铜时代的经济是一种农牧混合经济，并没有进入游牧阶段，只是各个地区农业与牧业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鄂尔多斯与西伯利亚、阿尔泰等地区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其农、牧业所占比重和基于此上的文化形态也定然存在差异。第二，匈奴在头曼、冒顿、老上、军臣单于执政时期，鄂尔多斯与河套平原是匈奴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史书多次提到漠南王庭在阴山一带，也多次称阴山河套一带为“匈奴故地”、“单于之地”、“匈奴旧境”。所以，阴山以南鄂尔多斯与河套地区在匈奴游牧文化中，是极具代表性的。第三，马利清博士认为：“只有阴山具备了多种文化交叉碰撞、相互融合的条件。匈奴人到此才有条件吸收南部先进的农耕文明，继而强盛并建立起庞大的联盟国家政权。”地处欧亚草原最东端的鄂尔多斯及其周边的所谓“沿边八郡”（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正是对汉匈农、牧文明碰撞反应最直接、最敏锐也最强烈的地区。所以，以划分区域的方式对鄂尔多斯及周边诸地做针对性研究，可将汉匈关系与青铜饰牌造型的演变，做更精准的横向比对。
 
三、游牧文明的强盛与青铜饰牌的悍勇之风从艺术学的视角纵观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的发展历程，战国晚期的青铜饰牌无疑处于其艺术发展的高峰。乌恩先生也认为：青铜透雕带饰（属青铜饰牌范畴）的繁盛时期是公元前4至前1世纪。此正为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但就截至目前的考古发现看，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发掘（收集）的青铜饰牌，繁盛期在战国晚期。而其它地域（如西伯利亚）此类饰牌的繁盛期延续至西汉中晚期，均属正常现象。出土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墓中的虎豕咬斗纹饰牌，黄金铸成，表现猛虎与野猪咬斗的场景。虎前肢卧地，咬住野猪后腿，野猪又死死咬住猛虎后腿。两野兽造型叠压镶嵌、紧密咬合、奋力纠缠、凶猛激烈。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两件P形虎咬羊纹饰牌：虎口衔羊，驮羊于虎背，从容前行、步伐铿锵，虎牙尖利、目光炯炯、杀气腾腾。被断为战国晚期，同《西伯利亚的腰饰牌》中收录的一件虎咬羊纹饰牌，形制完全相同。战国晚期，出土于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的青铜动物纹饰牌，普遍呈现着北方草原生态环境下，浓郁的游牧文化气息。从对阿鲁柴登、西沟畔战国墓等遗址的发掘，和在鄂尔多斯地区征集到的青铜饰牌的总体情况看，在此期间，虎纹饰牌十分盛行。饰牌的动物纹造型风格，浑厚粗粝、奔放狂野，以极强的现实主义手法，生动、逼真的展现草原食物链中，动物或静默休憩、或机警防范、或奋力拼杀、或衔猎物凯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