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投稿，亦发于《美术大观》2019年第12期。
 
摘要：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的动物纹造型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民族学的视角看，汉匈征伐的背后，是农、牧文明形态的对抗与融合。这一历史时期农、牧文明的对抗状态，与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的演变，存在着深层而紧密的对应关系。本文着重对这种深层对应关系进行探寻与梳理，对该时期青铜饰牌造型演变寻根探脉的同时，也反向论证了该地域农、牧文明对抗与融合的境况。
 
关键词：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方系青铜器，汉匈关系，游牧文明，匈奴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拥有自身完整而连贯的发展序列。是我国西周与秦汉时期，驻牧于鄂尔多斯及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鬼方、猃狁、狄、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重要文化遗存。近年来考古发掘表明，该地域各民族在文化遗存、葬俗与随葬品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共性。说明他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十分接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近千年的传承中，同样经历了“初创—繁荣—衰败”的发展历程，其动物纹造型也历经数次“演变”，其中，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的演变尤为突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艺术现象。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造型与北方民族早期萨满宗教观有着紧密联系，其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黑格尔说：“象征型艺术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它只是在向真正的艺术过度，我也把它称为艺术前的艺术。”但象征型艺术却与民族信仰、文化习俗、群体生存环境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决定艺术之特殊形式、特殊风俗和特殊流派或倾向的东西，乃是由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因素构成的特殊式样。”对艺术（尤其是古代艺术）的研究，若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环境之中，应该会获得更实际、更客观而深切的研究成果。杜威说：“当艺术物品与产生时的条件和在经验中的运作分离开来时，就在其自身的周围筑起了一座墙，从而这些物品的、由审美理论所处理的一般意义（就）变得几乎不可理解了。”因此，我更倾向于从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汉匈关系中农、牧文明的对抗与融合入手，研究该历史阶段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演变的深层动因。在此所提及的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
 
一、多维并存的汉、匈关系巴菲尔德教授认为：匈奴游牧国家因秦汉帝国之统一而形成，因而它也与东汉帝国同在一世代相续衰亡，他的解释是草原游牧国家的存在，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华夏帝国供其剥削。匈奴与秦汉帝国相伴兴亡的根本原因并非仅为“剥削”，而是因为：“游牧”是一个不能全然自足的经济模式，须赖辅助性生业来补足。这种“补足”主要依靠战争掠夺、关市贸易和汉庭的岁赐。然而，前提却是必须形成与长城以内的农耕国家对等的政权形态，才能确保上述三种“补足”方式的存续。《史记·匈奴列传》载：“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又有：“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一来表明，匈奴人民对汉朝农耕文明物产的依赖，从求取生存所需的“辅助性生业”出发，与长城以内的汉朝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二来表明，汉朝已或多或少的开始注重对匈奴游牧文明的政策性演化。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紧密的汉匈关系并非单一维度下国与国的关系。马长寿先生说：&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