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还积极投入其中并不断地推进，甚至无论是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只要打上“非遗”二字就能得到重视；从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来说，不仅积极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且还设立了国家级、省级、市级保护项目名录，并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从教育层面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进入了中小学课堂，还进入了高等院校，并有了培养这一专业人才的研究方向，面向社会招收研究生。因此，十几年来，在整个中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包括现代文化，都接受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洗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既然是活态的，就一定是运动和变化的， 这是其不同于静态文物的地方。也因此，任何以保护或传承为名的行为都是一种强加于它的“外力”，任何一种“外力”的刺激都会加速非遗的改变与重构，甚至加速其商业化的速度，这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事实就是：经过十几年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后非遗’时代”，这个“‘后非遗’时代”就是无论你是否承认，都已经强烈地改变了中国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转变，还是在践行所谓的“生产性保护”，都在迅速地改变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都是非遗保护带来的成果。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非遗保护理论的变化并不大，因为理论总是滞后于社会实践。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必须要重新总结和不断研究，提出一些更新的、更有前瞻性的、更重要的新视野、新观点，以理论指导当下的中国文化实践，避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不变的文物，以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去片面强调其所谓的原生态，从而忽略了其内在的创造性以及所具有的生命力，并因此进一步忽略了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真正价值。这是我编这本论文集的最大愿望和初衷。
在这本论文集中，我选择了自己从 2001 年至今所写的一些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论文，以近年最新的写作为主，其中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以费孝通“人文资源”思想研究为起点》《有关“遗产资源论”观点的提出》《非遗保护 3.0 时代的到来》《本土性的现代化如何实践——以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技艺传承的研究为例》《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我关注“‘后非遗’时代”语境，也就是侧重关注保护与创新的社会现象，尤其关注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非西方国家所出现的“民族文化”复兴的现象，并认为这也许是新的“文艺复兴”现象，其带来的也许是一场新的人类文明崛起， 将不亚于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要性。每次人类面临新的文明转折时都会面临一场思想变革，也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这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心之地会在中国吗？其将会以什么样新的形式出现在当今社会？这是我在多篇论文中所提及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说当年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主要体现的是人们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反抗的是宗教对人的束缚，那么今天的文艺复兴主要体现的是人们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所反思的是现代性给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而且我认为现代化以后，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都走向了一体化，而多元文化只存在于广大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大多保留在乡村，因此文艺复兴的爆发点也许是在乡村。
近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乡村问题，尤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