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议题时行动更加谨慎。而艺术乡建的实践者愈加多元化，在相互了解经验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进行分类，捍卫自己的理念。近年来艺术乡建被界定为“艺术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另类”变为“正能量”，开始不能够满足艺术家的“先锋性”诉求。我在各种不同场合都听到过艺术家关于“我做的不是乡建”的声明。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介入，“士绅化”（gentrification）成为艺术乡建及社区营造实践者争论的焦点，实践者在其中的角色受到自我审视。
第三个问题是艺术乡建仍然是中国大规模建筑风潮的一部分，或被作为更为宏大的“建设”（如社会主义建设）话语的一部分，这使得对艺术乡建的理解是被放置在对建设的知识经验中的，反而弱化了艺术乡建作为可能出路的“特性”。诚然，既然叫做艺术乡建，乡村建设是实践的初衷或目标，我暂且将其作为艺术乡建区别于以艺术为取向的艺术在地实践的主要判断依据之一。但是，艺术乡建之所以与一般建设工程不同，恰恰在于其“艺术”的面向，这个艺术面向不只是呈现为“作品”，或简化为“美化”、“装饰”、“艺术节”，而是更具有生命感的、嵌入当地生活与社会关系脉络中的体验方式。当下，公众及管理部门所期待的乡建首先是物质性的，“建设即建筑”，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师在乡建中具有天然优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建筑师也最容易在乡建中获得成就感。进而，把有关乡村复兴、发展、规划等所有内容都寄希望于艺术乡建，微观到“农村厕所革命”，宏观到“三农问题”，试图将艺术乡建视为“一揽子”方案。同样，也寄希望于一个文化英雄式的人物，带领乡村实现转型。一旦做不到——实际上这种期待是必然做不到的，就质疑艺术乡建的意义。这对艺术乡建的可能性和生产性是一种伤害。
关于艺术乡建的作用是否被夸大，与上述我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有关。我认为判断其作用是否被夸大，取决于本身对它如何定位、如何期待。如果希望艺术乡建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唯一出路，那么不仅艺术乡建难以胜任，任何一种单方面建设都难以胜任。艺术及艺术家有其擅长的方面，例如借由一种多感官、超语言、超文本的总体感知方式体悟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替代诸如政策、行政、基建等职能在乡村建设方面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说，鉴于“艺术乡建”多讨论建设而非艺术，或许艺术乡建的作用不是被夸大，而是真正能够发挥“艺术”效用的部分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值得探索。
张晖（以下简称张）：如果要讨论“艺术乡建”所面临的问题，可能首先需要理清，从2010年前后兴起的这轮艺术家主推的“乡村建设”，它的出发点和想要回应的问题包括哪些。我自己会认为这轮乡建有四个主要的推动力：其一，当代艺术内部的观念性转向，其二，“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等等特别将“视觉性”的打造纳入到地方发展的政策导向，其三，创意经济、创意城市的勃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以艺术、设计行业为核心的创意阶层的崛起，其四，还有在公共媒体话语层面上所显现（虽然在实践层面上可能还没那么重要）的逆城市化潮流。这四个动力的来源不同，指向的方向不同，相互之间借力发力的机制在每个个案中更不尽相同，由此所形成的个案形态和总体格局都非常复杂。尤其是在16年之后，一方面此类实践（或者吸收了其部分元素的模仿性实践）开始在全国各地井喷式涌现，另一方面在看似相似的个案之间，观念阐述和实践策略方面进一步产生分化。正如冯莎所言，很多更注重观念性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