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过艺术的力量重建乡村和现代生活的关系，重新审视人和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使乡村生活重新迸发出活力；二是通过艺术手工艺形态创新和水平提升，开辟农村收入来源，重新培植文化生态；三是保护恢复历史文化遗迹，创造具有诗意的农村新空间。北戴河艺术论坛共识还提出了今后的着眼点与基本方法。延续上述思考，我们这次三人谈召集了几位对艺术乡建一线实践长期保持跟踪观察的青年学者，就他们所捕捉到的前沿话题继续展开总结与反思。我想先请冯莎和张晖两位老师谈一谈，目前各地艺术乡建常见的困局有哪些？在实践中已经有哪些共同的认知？艺术乡建的作用是否被过度夸大？
冯莎（以下简称冯）：在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下，艺术乡建已成为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现象。乡建既在当代艺术场域中作为一种艺术实践的形态，刺激着当代艺术的方法、性质和价值生成，践行当代艺术跳出“白盒子”的主张，也在社会建设场域中作为一种建设的方式，以艺术的行动能量推动乡村复兴，成为中国乡村社会应对社会文化激烈转型的一种尝试。特别是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导向下，艺术乡建由早期（十年前）个人选择式的“乡土社会复兴”实验、“复古乌托邦”计划，走向政府官方支持、多方力量协作/多主体联动、直面当代境遇的多重实践路径，并因其爆发式增长而突显出诸如实践主体、利益分配、后续再生等问题。在我看来，尽管艺术乡建的兴起与当代艺术脉络、“无政府主义”、“自治社区”理念不无关系，但当下的艺术乡建实践是非常中国情境化的。
就艺术乡建本身而言，我认为总体上，各地艺术乡建共同面临的问题首先依然是在地问题。这其中既涉及实践者对“在地”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认知与评价，也涉及来自各种知识背景或体系对艺术乡建在地问题的要求与想象。大家似乎都默认艺术乡建必须充分尊重本土的内生逻辑或地方性知识，必须积极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必须最大程度地让当地人参与进来，也因此，人类学知识及其研究方法被作为了解乡村社会的不二法门，在艺术乡建实践中广受欢迎，例如“田野”几乎成为乡建实践的“事实依据”。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究竟如何做到在地，是否在地得“足够”，并没有“公论”，同时也是实践者最为在意、最为“忌惮”的因素，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外来”、“殖民”、“盗用”、“自恋”、“表面化”的帽子。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在地的期待经常基于一种对本地同质化、固态化的想象，或将“文化脉络”等同于“传统文化”。出于对在地效果的强调，许多实践者热衷于描述其与本地人打成一片、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这恰恰不太“日常”。
第二个问题是艺术乡建作为一个“成熟话语”，其内在分野开始凸显，特别是从具有感召力的一面“旗帜”，变成背负过强道德性与伦理感的一种“身份压力”。“艺术乡建”早先作为一种“另类路径”，具有相当宽泛的边界，无论是抱持艺术问题意识、乡村发展问题意识、还是反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问题意识的实践者都投身于这块试验田中；但当其被更为广泛地与“农村问题”联系起来时，就会受到“粉饰”的批评，例如在农村问题研究者看来，艺术乡建并不能解决乡村实际面对的结构性问题，乡建问题要回到“治理”上来，或者乡村并不需要“建设”，造成乡村问题的正是“建设”，这种批评时常令实践者、艺术家感到无力，在面对乡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