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角度吧。紧接着到了2000年左右，我们以美国民俗学会的名义，通过路思基金会和中国民俗学会合作。具体合作是和几个学校，包括北师大、华中师大、中山大学，还有其他几个项目，在这几个大项目下我一直关注着影视，所以我们在做计划申请的时候，加了这么一个影视民俗记录工作坊。这件事终于在2014年落成了，要感谢孙老师在那边的张罗、组织等一切工作。当时办这个班有几个初衷，比如说有个普及性的目标，让民俗学界知道怎么记录，同时也要强调田野中间的伦理问题。理论视角上，我们请了谢尔曼，代表美国搞民俗的；我们请了陈建宪老师，代表中国搞影视民俗的人；也请了邓启耀老师，当时他积极答应，但是后来因家里原因，请熊迅老师代表他来；我们还请了武汉电视台的王光艳导演。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就有了民俗学的、人类学的、电视台的、中国的、美国的，为学员提供了理论的、实践的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当时我们记录的是端午节，根据非遗申报的4个点，我们派人去。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并非追求成品，而是通过这个过程学会记录，利用机器，抓住重点，注意田野中的伦理问题。第一期办得很成功，这还要感谢黄永林老师大力支持和详细协调安排。因为第一次非常成功，才有了今天的第二次，第二次也是因为华中师范大学有这个美国周的项目，通过黄老师的大力协调，我们顺利举办了第二期。第二期也给我们一些意外惊喜，比方说，学员从第一期的七所学校，增加为第二期的二十多所。 
孙正国（以下简称孙）：整个报名的是二十多所，五十几个学员。
张：经过大家协商，我们第二期的第二部分转到美国俄勒冈州记录圣诞节情况，有19位学员，他们已经感受到圣诞节在美国的公共空间的情况，来记录这个。大家通过使用软件、机器，体验田野伦理，有了很大的收获。恐怕下一步还要有第三期、第四期，然后我们来筹划。现在要说结果也还比较早，但现在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界对我们这个工作坊有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我们强调多学科的视角，强调记录的手段和内容的重要性。希望以后搞人类学、民俗学的朋友，把伦理、技术融入到田野工作中。
孙：其实我们在整个的项目当中，作为国际合作，张老师这边的力量很重要。在很多国际合作中，一个重要的学者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和新的合作的存在，这是必须说明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动合作的重要的原因。张老师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从大的背景来看，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学科转型或方向。我们在田野中已经普遍运用了记录的方式，但仅仅是作为一个手段，在民俗学界仅仅是作为把资料记录下来的一种媒介，而没有学科的意识，没有像人类学中视觉人类学这样一个学科的讨论。而在美国的民俗学界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的研究方法，甚至于正在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这些大背景在国内已经被意识到了，比如陈建宪老师对影视民俗的持续的关注，他应该从2000年左右就在关注了。但是因为各方面的研究和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这两个背景下，这个中美民俗影像田野记录工作坊的出现，就不仅仅是一个机缘，还可能是一种必然现象。只是说我们这些人，这个契机促使它更早地出现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背景。第二个我想说明的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和一些学者对话，他们对我们工作坊的观察中间出现了一些疑惑，或者质疑。他们的质疑在于说有可能存在一种简单的相加，就是把影像的、传播学的方法和民俗学简单相加，那么这种结合在我们工作坊有多大的效果和意义。第二个质疑就是说，作为学科存在的方式来讲还是要有理论的推进。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坊还是一个实操性的，实践性的，那么你这个理论增长从哪个地方来？它的理论的思考、理论的积淀在哪里？ 都是问题。鉴于这两个质疑或争鸣，今天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