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应有紧密的关系，该民族有权生存在由文化遗产构成的环境中，享受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文化遗产也应留在原处，一方面该族群人民与后世子孙得以接近利用；另一方面，为此文物与周边环境之关系，依籍“脉络”关系带来知识与信息，有助于对文物历史的了解。”[2]这样的趋势催生了北美和欧洲的新博物馆概念的产生，这类博物馆强调在国家、甚至在国际的网络中，博物馆与地方（places）环境与社区（community）发展之间关系的未来性。“新博物馆学的概念，基本上涵括了‘生态博物馆’及‘社区博物馆’的思考架构，是一种以社会文化进步、发展为指标、富有生机的新博物馆类型。”[3]而这样的理念，就是将文化遗产进行活用，并参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际上也就是将文化遗产资源化的过程。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遗产资源化发展趋势，不仅是针对工业文明，也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挑战与反弹。如日本是较早提出文化财保护的国家，其理念之一便是将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并让其成为重振地方文化和服务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源。这就是将文化遗产从静态转化为活态的过程，也是遗产资源论的研究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台湾也出现了这一现象，即“在本土文化全面复兴的情况下，考虑到地方文化的保存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提出了将地方文化特色加以产业化的策略，使古迹通过活化的利用，成为地方文化产业的资源，创造了经济的诱因与地方文化的生机。”[4]
通过这些梳理让我们看到，虽然“遗产资源论”的概念是由我提出来的，但有关这方面的实践，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早已存在。带着这样的认识，我带领课题组成员们，进入到西部文化的田野，希望通过实地的考察进一步认识该问题。
孟凡行（以下简称孟）：方老师叙述了“遗产资源论”提出的背景和理论来源，给我很多新的启发，也引起了我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及想向方老师及永健博士请教的问题。之所以说给我新的启发是因为我作为方老师学术团队较早的成员，部分经历了“遗产资源论”的形成过程，虽然方老师可能在前面永健博士提到的以“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两个国家重点课题（以下简称“西部课题”）为主要实践形式的西北人文资源考察研究之前，就对这一问题有所思考，但“遗产资源论”却主要是在西北人文资源考察研究过程中形成，并体现在课题的总报告书[5]里的。西部课题是在2001年正式展开的，我是2002年加入的，开始作为调查员，从事田野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后来参与了西部课题民间美术组的部分资料整理工作以及民间工艺组的大部分工作，并撰写了总报告书中的“西北民间工艺资源综述”。但说实话，即便写作“西北民间工艺资源综述”时，对“遗产资源论”也没有很好的理解和认识。现在受到方老师的启发，重新审视和反思西北人文资源研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从遗产到资源，在研究者来看是一个认识过程，但从人文资源的拥有者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实践。看起来有些固化、老气的遗产，一旦受到社会实践的介入，就可能活起来，变得年轻，有活力，这个时候她就变成了人文资源。在这一点上，促使我考虑的问题是，西方经过宗教改革特别是启蒙运动，发现和推动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这可能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起点，“天人二分”，自然被看做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但正如前面方老师提到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大发展，但也造成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大量问题。20世纪中后期开始，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将人和自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