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单边；后者内外兼涉、关照双边或多边，属于多点民族志的一种类型。按我的理解，之所以在我国本土会生发出“海外民族志”、“海外艺术民族志”的概念，与我国人类学界以往研究经验不无关系。在我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学术史的过程中认识到，无论是早期的人类学还是少数民族研究，都离不开早期的边疆学研究和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认清“民族问题”、解决内部矛盾、全面了解“中国”，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内容和使命。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尽管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田野领域和关注点仍在国内，但也有部分研究已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除了原属于海外民族志范畴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之外，一方面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已经关注到东亚各国音乐文化的情况，尤其是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查阅和研究；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也已经初绽头角。虽然当时“跨界族群”的概念尚未在音乐界出现，政治、经济领域内多方面的限制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有学者开始将自己在中国的田野研究与疆界另一端对应群体的相关文献内容进行比较、参照，并书写成文。
其次，尽管“海外民族志”和“跨界族群”文化研究均是学者们在经历长期实践后对研究主题的横向延展，且落脚点均是“为我所用”，但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路径来看，二者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为获取知识、表达学术话语；后者则是发现“联结”、解释异同。无论是血缘还是地缘的原因，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均是建立在“关联性”基础上的，即，以相同或相关的音乐类型或音乐现象为纽带、桥梁，使得聚居在不同国家的跨界族群之间产生细致的对应性关联，并依此建立联结、比较的立足点。从方法层面来看，相关研究都可以被视作线索民族志的案例。正如杨老师所言，目前进行跨界音乐研究的学者，多是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音乐开始的，出于对上述“联结”的发现与观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迈出国门开始海外田野。我本人的体会，这种建立在关联性基础上的“跨界”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族群的多重历史和多重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发现“周边”，进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因此，如果说“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界在新时期的一种学术策略，那么“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则是研究实践中自然呈现出的一种“刚性”需求。
此外，我认为“海外艺术民族志”将更多地聚焦于“艺术”，进而探索它与其它海外民族志研究不同的方法和视角。而如何更好地从艺术本身去切入研究，如何更好地通过艺术去理解文化，是海外艺术民族志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共同目标，我想这或许也是成就本次三人谈的重要契机之一。
王：我对杨老师和宁颖博士的发言完全赞成。海外艺术民族志是中国特殊语境中的一个概念集合体。民族志则是一个西方舶来之词，主要是指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研究西方以外的异文化所形成的书写文本。就民族志的概念而言，其本身已经包含了西方以外或海外的含义。而在中国学界，在“民族志”的前面又加上了“海外”一词，叠加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其意涵的功能所指更多是面向中国学界。其次，如杨老师刚才所言，跨界族群研究的产生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在想为什么中国学界研究中国本土以外的异文化要专门加上“海外”一词，这样看来貌似画蛇添足，但实际上可能与中国人类学的学术传统不无干系。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往往以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