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的世界民族音乐这两个外部范畴，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位于它们的内外两端。从此意义上看，我们今天讨论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概念，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把它置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层面上，观其整体性与局部性分布之间的交叉、适应状况。”[2]您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界定，并谈到了研究的理念，即将研究对象放置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层面上，我觉得非常好。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介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您是如何看待“海外艺术民族志”这一概念的？
杨民康（以下简称杨）：依我看，海外（艺术）民族志既是一个狭义、具体的研究范畴，可以用来指称我们中国学者在中国以外地区进行的所有（艺术）民族志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从获取知识，扩充视野的目的和角度，纯粹在海外（以远距离为主）进行的相关研究实践，以往国内音乐院校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大体可以划入这个学术范畴。同时，它也有一个广义的学术范畴，即也可以把“海外”概念看做是一个符号表征，它最终的意义指向，还是要有益于我们自己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种不同的出发点。就此来说，周有光先生有两句话很重要。一句是“要了解中国的文化问题，必须了解世界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这里讲的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另一句是“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能从国家来看世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3]这里讲的是走出去的目的和意义，同时也就是海外民族志的一个主要目的和意义。我想若就后者而言，那些“由外向内”——虽起始于海外，继而转向国内或“由内向外”——起始于国内，再赴国外，通过境内外跨界族群（艺术）文化的比较研究来达到不同文化目的的各种研究课题和实践活动，便都可以纳入进来。比如，我近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课题，以跨越国界两端的陆居族群为对象，其一个显著的学术特点，即大多数学者都是先取得了国内的少数民族或汉族文化的研究经验，然后出于某些必然的学术原因和发展意图，最终把自己的视角转向了海外研究，因此在研究路径上带有“由内向外”的路径特点。我之所以介入这个研究领域，便主要是出于这个“由内向外”的原因和思路。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要想以此取得“反观”“反思”“反哺”等反馈之效。至于学界目前存在的另外一种希望通过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来扩大中国文化话语权的目的和设想，我们还没有想那么多。对于这个问题，周友光先生那篇文章联系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预想，认为鉴于种种客观原因，这些工作也许一百年后还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这对我们海外艺术人类学“为何走出去？”的设问不无启发意义。无论如何，目前我们从事的相关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海外”这个概念，有了比较广泛的含意。所以，尽管对于不同的涉及海外艺术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内容，很难用同一种眼光和标准，对之一概而论。但是，当下学界乐于采用“海外（艺术）民族志”的概念，仍然说明了目前把我们的民族志研究推向国境之外，以取得反观、反思、反哺之效，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对于此方面状况，可以请本学术团队的成员宁颖博士也谈一谈她们的学术思考和研究经验。
宁颖（以下简称宁）：我想在二位学者讨论和我自己研究、思考的基础上，谈一谈我个人的浅显认识：首先，“海外民族志”和“跨界族群”文化研究这两个概念，均源自本土。而在研究对象方面来讲，二者亦有所交集：前者涉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