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土艺术的田野考察和理论建设，强化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是以方李莉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一大贡献。正如她本人所说，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不仅是在田野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是在田野中取得理论成果的一个学术领域。[3]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每年都举办年会，数百名会员从大江南北赶来“以文会友”，是很被大家看重的学术盛会。我注意到，几乎每一次年会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大会发言由关注学术前沿话题的一流学者承担；分组讨论常常是唇枪舌剑、充满务实的交流；会下交流是很自由的“集市”，大家交流心得、寻找学术合作、缔结师徒缘分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新时期中国艺术学发展的热点与亮点，都与注重本土化田野研究、强调国际化交流合作有关，乃是不争的事实。与会学者在年会上提交的大量的艺术个案研究文章，国内一批实力派学者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以及范丹姆、罗布特·莱顿等诸多国外知名学者的密切加盟，不仅拓展和推进了当代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艺术学研究的跨学科影响。相信这样一种学术潮流或趋向，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李海云：作为年轻一代，我有幸多次参加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并在艺术学“田野转向”这一学术思潮中受益良多。近些年来，我跟随张士闪老师所做的艺术民俗学研究，特别是从民俗与艺术的互动关系出发的一些思考，与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滋养是分不开的。艺术，首先是特定地方的和具体人的艺术，但这一常识却常被人们忽略，可能是由于艺术形式“花团锦簇”太容易吸引人们注意力了，因而遮掩了艺术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可喜的是，这一现状正在发生改变。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田野转向”，讲究以个案解析来“以小见大”，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潮流还是研究策略来说，都可谓是应运而生。在可操控的研究单元中，才容易形成深度的田野研究，也才有望结合国家与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时移势易，对田野中的“艺术”获得深度理解与阐释。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是真正的学术盛会，学者不限东西南北，话题不论古今中外，学科跨越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等，蔚成一大学术景观。我们年轻人身临其境，“临渊羡鱼”既久，“退而结网”亦切，何其幸运！可以期望，建立在日益众多的田野个案基础之上，中国艺术学研究将发生由量的积累向质的认知的飞跃。
 
二、    地理、生计与艺术类型
张士闪：再回看二三十年以前的艺术学研究，尽管也有相当的学术积累，但却倾向于将之简单纳入政治意识形态之中，或偏爱在“阳春白雪”的条分缕析中坐而论道，是其通病。这一倾向甚至在当代艺术学研究仍时有所见，足见其流弊深远。我认为，传统艺术学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忽视艺术活动中鲜活的生命个体，当然也就难得关心其中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与生命智慧。
比如，传统艺术学常说“艺术离不开生活”，这话本身其实并不错，只是应该视之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不是简单统摄艺术活动全过程的准则甚或结论。倘若拘泥于此，那就除了说些“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之类呆板套话或正确的废话之外，难有所得。新时期以来艺术学的“田野转向”，首先让我们回到艺术活动的田野现场，从发生学的角度近距离观察一下活生生的艺术实践活动，再来讨论艺术之究竟。我们知道，艺术总是与基于具体人的具体生活而发生，总是与一方水土所代表的地理空间、生存生计、人文生态密切关联。因此，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乃是艺术发展的常态，因循传统则是艺术发展的自律性特征。比如说，劳动号子、农闲唱曲、山歌小调、酬神请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