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永健，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关西学院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
一、研究缘起
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迅速成长，取得了一系列理论与田野实践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学术研究范式从文本到田野的转向，学科建构也完成了从研究意识萌芽到初具形态的转变，呈现出多元而稳健的发展局面。纵观中国艺术人类学30余年的学术发展之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还处于学科建设初期，在田野工作、民族志的书写中仍然存在如田野工作的基本时间规范、广度和深度、多点田野、持续的动态追踪考察、田野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提升、民族志文本书写中的历史在场、正视文化变迁、尊重文化持有者的权力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反思。
二、田野工作的反思
田野工作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立命根基，田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该学科的发展是否能够走向纵深。“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各类新的艺术实践的发展，艺术类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选定与保护，各种地域性的、少数族群的、市民大众的和跨国界流动的艺术互动与交流，支撑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艺术创作等等，都亟需艺术人类学者通过翔实的田野工作去研究。” 
 
[i]乔建先生在中国艺术人类学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从实求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的发言。他提出，对艺术的研究要通过人类学严谨、深入而全面的田野调查来展开。这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要件，即“以人为本”、“整体观念”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人为本即在对艺术的研究中，不能将目光只关注于艺术本体层面，而要研究承载这些艺术的艺术家、艺人和接受这些艺术的观众、使用者。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掌握这些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整体观念即要全面了解艺术所存在的社会文化整体情况，将其置入其具体存在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整体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即从更广阔的的视野去研究艺术，对不同族群之间、不同传统之间的艺术进行比较，进而实现识别文化艺术异同及其所以异同的目的。[ii]乔健先生提出的三个要件，为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提出了基本的要求。
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源自田野的个案研究成果，每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都有百余篇论文提交。就深度而言，走马观花式的田野采风居多，且侧重于事例和数据的平面化描述，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来说，便很难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富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而能够坚持长期的参与观察，深入的田野研究还较为鲜见；就广度而言，田野视域的广度仍有待拓展，不仅只是主要集中在乡村中做田野，而且也应该扩展到现代都市，不仅只是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田野，而且也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开展田野调查。因此应该对田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反思，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逐步走向学术规范。
（一）田野工作的时间规范
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获取田野第一手资料的主要途径，也是民族志书写的素材之源。西方人类学界对田野调查是有一整套学术规范的，就田野调查所需时间而言，在田野调查开始之前，需要1—2个月来适应田野点的环境方才开始正式进入田野。通常认为一个完整的田野调查至少应该是12个月的时间，因为12个月是人们日常生活经历春、夏、秋、冬一个完整的周期，可以得到较为完整的观察。之所以设计如此长的时间来完整描述研究对象的一个完整生活周期，主要原因在于要想进入一个社区，与社区里面的人相互熟悉，并且深入地理解一个社区的文化实属不易。普理查德说：“当一个人类学家和土著分别时，双方都没有离别的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