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学是现代学,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步伐中,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新的民间文学每时每刻都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被创作出来,如果我们忽略或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当代民间文学将成为新的空白,我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刘锡诚先生公开呼吁恢复民间文学原有的二级学科地位,以给我国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继承和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良好环境。④

 
民俗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但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民间习俗和信仰、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等,在时间范畴上既包括古代的旧俗,又包括当代的新俗。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学,刘锡诚先生曾强调民俗学首先是一门当代学,因为任何民俗都是流动着的,鲜活的文化现象,都是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民俗学是当代学的观点有助于动态地、历史地把握民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利于服务当代社会的应用民俗学的创立。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文明史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就整体来说,从来有丰富深厚的民俗文化相伴随,一刻也没有中断过、消失过和湮灭过。基于这一认识,刘锡诚先生指出,一个民族或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学,而他的民俗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民俗作为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情和国运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研究国情,如果置民俗于不顾,或忽略了民俗,那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优良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尤其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礼俗和道德规范,对群体、乃至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整合和促进的作用。但是,在民俗问题上固守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闭眼不看和故意忽略民俗对社会发展和认识国情的积极作用,过分地夸大了民俗的历史惰性及其危害性。刘锡诚先生指出,那些鼎鼎大名的新儒学家、新国学家们,从不承认中华文化是多元的,中国大陆近年新儒学学者们提出的“普遍和谐”或“和合精神”理论,与梁漱溟当年提出和坚持的“调和持中”,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化精神的一切努力所以是失败的,所以是徒劳的,在刘锡诚看来,是因为他们都在排斥生长和长存于普通老百姓中间的和少数民族中间的下层文化或民俗文化及其基本精神。他由此提出要进行中国文化精神的整合,即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儒家文化精神和民俗文化精神,并在当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吸收、更新制定新的策略。⑤这一理论对民俗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锡诚先生在民俗学研究中还提出,重视田野调查、民俗学是实证科学、发展“旅游民俗学”等观点,并在他所主编的《中华民俗文丛》、《蝙蝠丛书》、《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三足乌文丛》等一系列著作中体现出来。

 
民间艺术和原始艺术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受到关注较晚,其研究迄今仍不够充分。原始艺术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创作,是他们生活、信仰、心理、智巧、欲望的记录和表达。由于原始人类与大自然先天的亲和情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他们以人格化和物格化的双向思维寻找自身的定位,并确立与自然间的想象的和谐同一关系。原始艺术以自然物和人工物为媒介,以刻纹、图画、工具、器用、声响、语言、动作、色彩、符号为手段,表达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情感,并服务于生活的目的。在原始艺术中,有形的图像往往与无形的前逻辑思维及一去不返的洪荒时代相联系,故大多在现代人看来怪诞、神秘,而难解其趣。
刘锡诚先生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原始艺术》一书,开始了对这一艰难课题的系统化研究。他运用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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