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性渗融关系》的发言中提出，在人类学领域出现了由传统观念上的民族志研究转向“超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倾向。在较具体的研究分析方法上，则体现为由注重“面向过去”的归属型、收拢性和简化还原分析转而注重“指向未来”（含于当下）的对象型、开放性和转换生成分析等发展趋向。
 
 
二、“物”的符号功能与社会建构
 
艺术本体的功能一直是近年来艺术人类学探讨的焦点之一，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今年多数对于民间艺术本体——物的功能考察上，研究者们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物”的象征功能对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建构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西学院大学荻野昌弘教授进行了题为《彝族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1996-2015）》的发言。他以彝族祭龙节为个案，探讨了传统节日在维持该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认为，随着农村整体社会秩序的瓦解，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如何让社会秩序更加安定成为一个课题，民族文化艺术的象征方式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复旦大学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在题为《汉字地天通：形气神的交融艺术》的发言中，以汉字六书为例，将其放入到国家视野与整体范畴中，并将艺术本体的各种特性结合符号人类学的各种概念与方法进行探讨。云南艺术学院申波教授在题为《在鼓乐声中完成的身份构建——中老跨界瑶族“度戒”仪式人化与化人的价值功能》的发言中，从瑶族各支系“度戒”仪式中具有标志性的乐器“盘鼓”出发，谈到其作为族群集体人格获得心理转喻的法器与符号标识，帮助我们去了解度戒乐舞背后折射出的意义之网。云南大学的金红博士在题为《论傣族乐器“光邦”的象征功能》的发言中，阐述了傣族膜鸣乐器——光邦因其所处特殊环境的差异而有着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和特殊价值：在稻作文化映射下，它是沟通神灵、达成愿望的人格化象征；在神圣和世俗场域中，它作为语言象征而达成人们和谐相处的沟通愿境；在节庆活动场景中，光邦鼓声作为虚拟符号成为傣族先民生存空间地域边界的象征。乐器光邦以其象征功能的独特价值，在民心相通构建中使社会秩序和谐有序，从而揭示出“物”的存在是其内在功能对外部所起作用而满足外部需求的结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副研究员题为《民族服饰的符号功能与伦理秩序的建构——以苗族服饰为例》的发言用文献梳理与现实调查的方法，通过苗族服饰个案，探讨了民族服饰各项功能及其当代演变，揭示民族服饰视觉符号的关键内核，为当代民族服饰的发展与设计思路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达到进一步发挥其建构伦理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原有功能。山东艺术学院荣树云在题为《生产与使用：艺术人类学视域下杨家埠灶王年画的本真性探求》的报告中，探讨了杨家埠灶王年画作为一种传统艺术的多元属性。她认为一幅灶王图像作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只有在不同语境中不断被阐释，才能有效运作。同时，只有成功解读一幅神像的表征意义才能看清其“独一无二”的本真性与功能价值。浙江财经大学罗易扉教授在题为《私密文化再到公共象征：美洲非裔艺术“物的生命史”研究》的报告中，概括了当代西方学者布朗、罗卡与乔瓦瑟对于美洲非裔艺术的研究方法即“物的社会生命史”方法，讨论了物从“私密之物”再到“国家公共象征”社会生命的流转过程。同时她还谈到这些研究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将“物”作为一种国家认同“武器”，实现了文化政治上的身份认同。
 
三、传统艺术现代化建构中的困境与思考
 
传统与现代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