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与生命体验的灵性“惊奇”的艺术民族志书写视角，重塑图像艺术的价值存在。
 
其次是关于学科建设与经验反思。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在题为《艺术实践与艺术民族志》的发言中指出，在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中，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两张皮现象。在研究中，我们要将艺术本体研究与文化的深层反思相结合，不能厚此薄彼。过去的民族志研究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文化的结构性规定与制约，强调文化的形成作用，现在的艺术实践应当对从事具体艺术实践的个体加强关注。此外，我们还需关注当代艺术实践中的人类学转向，作为民族志学者的艺术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范式。贵州大学刘剑教授在题为《作为艺术学构件的艺术人类学》的报告中，从学科建设角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作为艺术学二级学科设置的可能性与现存的问题。他认为作为门类的艺术学，由艺术学理论、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构成，艺术人类学在学科制度中的位置应当在艺术学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位置，同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并列。内蒙古师范大学董波教授在题为《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生何以可能——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生与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推进》的报告中，谈到了艺术人类学学会与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师承关系有效推动了具有学派特质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共同学术宗旨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形成的基础；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各代表人物的思想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形成的关键点。
 
再次是关于门类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与方法。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进行了题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的发言，回溯和分析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 “中国实践”的经验,提出 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期,体现为反思中国音乐传统的领域规范、地域文化、学理立场、学术范式、研究模式，并在对中西方音乐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基础之上，进行“中国实践”的深化和“中国经验”的探索。云南艺术学院的曾静副教授在《当代戏剧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与民族志书写》的发言中提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并不等于中国戏剧人类学的发展，具体门类艺术的人类学研究并不平衡，戏剧人类学在基础理论和田野实证研究方面犹存较大的学术空间。在分析这一困境之后她提出了应对方式，即应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之处——即田野作业和民族志书写上，进行切合戏剧类研究对象属性的具化研究，因此梳理当代戏剧民族志的典型书写方式，并从中探索戏剧民族志“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可能性，以推动戏剧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再其次是关于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常用关键词的理解与定义。深圳大学李新风教授在题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艺术学的思考》的发言中，探讨了民族艺术学的研究范围与对象，他认为，首先民族艺术学的“民族”应该包括所有民族，不应该只是少数民族，其次，民族艺术学应当关注与日常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艺术。尤其需关注那些更接近民族艺术本质的一些艺术形态。通过反思传统的民族艺术学的观念与范式，从而建构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派。东南大学孟凡行副教授在题为《三层次与六面向：一种总体的艺术人类学》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艺术，艺术民族志与艺术人类学等关键词在个体研究者角度进行了层次上的探讨，并从整体的角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研究应涉及的范围与向度。
 
最后就是关于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倾向探讨。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杨民康教授在《“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艺术民族志——兼论艺术民族志与相关学科的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