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与涵化的结果使然。甚至是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包括以满族、蒙古族文化互动、交流与融合的开始。同时也为清军入关以来，满汉文化涵化过程提供了很多的客观社会条件。正如有学者认为：“清代康雍乾时期绝大多数卫所都被废除，人口完全归于所在府州县控制，这些原本差异比较小的卫所移民后裔就彻底消失在人海之中了。即使没被废除的卫所军户散失的也非常多，很多人都改归民籍，完全成了普通百姓。”[⑥]正如赵世瑜认为：“明朝的边疆经略导致许多边疆族群因成为土军而成为国家编户，进而改变自己的族群身份和认同，……垛集和归附这两种明朝军户来源的主要方式，制造了中国社会中的某种族群结构。”[⑦]所以，我们认为，丰宁自明代以来的人口族性特点基本是以汉族军户为主体。当然，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汉文化元素的形成与发展不但是明代山东登州府民间艺人传播的结局（后文将详细述及），同时也是明代以来国家政治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明代卫所建制的军事设置，为满、蒙、汉跨族群音乐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营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环境，为山东、中原等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传入提供了诸多可能。因为，“明代的华北一带北部边防，相对偏远落后，移民之后文化蓬勃发展，与谪戍充军的军户之家的贡献应该有很大关系。”[⑧]“各地将士军户徙戍河北，与土著军卒、当地百姓的交往，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语言的发展 。”[⑨]所以，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曲牌的构成与明代卫所制度背景下的军户移民文化有直接关系。
（二）八旗军“驻防”“圈地”背景下的移民
丰宁满族自治县作为清军入关的重要通道，其人文、地理、历史底蕴异常丰厚。它不但是处于北方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互动交融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自清代以来，满族八旗文化向汉文化渗透、同化的一个地理文化区域。因此，历史上的丰宁满族自治县是满、蒙、汉传统文化的互动交融、涵化之地。据《河北古代少数民族史》记载：“满族进入直隶（河北），因驻防、圈地、守陵、护围，分布在全省各地。”[⑩]“今丰宁县境的满族也有大量因‘圈地’而留居的。四岔口满族乡的王姓祖先是二品侍郎，李姓祖先是京营菜市汛把总，其家族皆是圈地而来丰宁落户的。王营村金姓满族是顺治年间来丰宁占地，祖辈有五人居官，有护驾军官和参领。满堂村潘姓始祖潘起凤，又名哈密大什，是厢黄旗黑亚吐牛录的兵丁，顺治三年（1646年）退役来丰宁丰田。白塔乡满族何、轲等姓都是追随多尔衮入关，编入镶黄旗黑亚吐牛录或白亚吐牛录当兵，清朝定都北京以后，来丰宁圈占达袋沟一条川耕种。”[11]据《圣祖皇帝实录》记载：“户部遵旨：复古北等口外空間之地，分撥八旗。查喜峰独石口外，既无间地，正红旗又无赴边外领地之人，不必撥给。今以古北口外地，撥给镶黄旗、正黄旗。罗文峪外地，撥于正白旗。冷口外地，撥于镶白旗、正蓝旗。张家口外地，撥于镶红旗、镶蓝旗，從之。”[12]从上述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康熙九年清廷掀起的大型“圈地”运动，将占现在的河北省境内的古北口、罗文峪（遵化县与兴隆县交界处）、喜峰口（河北迁西县境内）、冷口及张家口外的大片土地拨给镶黄旗、正黄旗等七旗兵丁作为庄田进行耕作。所以，我们认为，丰宁满族人口的主要历史构成是因“驻防”“圈地”“移民”等行为下的产物，也是满、汉、蒙跨族群互动、交流、融合之产物。据《八间房村志》记载：“八间房原名哈桑沟门，亦称哈塘沟门。清朝初期，定都北京以后，满族八旗有功军士带有韩、陈、齐、黄、王、宫、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