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心社会。紧接着的1935年，民国官方第一大媒体——南京的《中央日报》连载了庄学本的边疆游记《羌戎考察记》，他的果洛民族风情照在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展，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人类学家丁文江参观了影展，发现了影像的意义和价值。他介绍庄学本到研究院人类学组学习测量人体，由中央研究院发给测量仪器，进行下一步的考察工作。他的考察照片陆续在《中央日报》《良友》发表。然后，1937年，美商背景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羌戎考察记》。上海的多家媒体《良友》杂志、《中华画报》《申报》聘庄学本为特约记者。这些媒体和出版机构的认可，意味着庄学本的摄影活动在多个层面上的意义，暗合了官方需求、时代潮流、学术和媒体的需求。虽然《羌戎考察记》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专著，“野番”、“险地”、“奇趣”这种修辞比比皆是，体现了中心文明对边缘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同时也有强烈的对异文化的好奇、想象，对这种异文化有意识的记录，已经隐含了不自觉的人类学立场。这些纪实影像文本经过现代媒体传播，更多的具有了新闻价值和传奇色彩。但是中央研究院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学术性，委托他进行少数民族人体测量工作，现代文化机构中山博物馆（中山文化教育馆）委托他收集少数民族文物。
1935年底，民国政府开始筹备护送九世班禅入藏的专使行署。这一次庄学本受到正式邀请，担任随行摄影师，目的地是西藏。庄学本所在的一行人，从西安出发，计划两年后在西宁塔尔寺与班禅汇合。他拍摄了土族人物肖像和蒙古族、藏族以及塔尔寺上元节民俗庆典活动。1936年夏季，他拍摄了班禅在甘肃拉卜楞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的盛景。后来班禅在玉树期间，庄学本考察了青海土族、撒拉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班禅于12月1日在玉树圆寂，庄学本的上海家乡也沦陷了。庄学本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和考察报告以《西游记》《青海旅行记》为题，连载于《良友》《申报》。他滞留在成都，又一次没有能够进入西藏。“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阿坝嘉绒地区的朋友发来邀请，庄学本再次到达阿坝。1939年元旦，正值西康建省，他受聘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参议，从事民族考察，目的是开发西南。这一时期，他考察了西康的藏、彝、普米、苗、傈僳、纳西等民族。在彝区昭觉城内，他带了一台留声机，“夷人初听唱片，以为机中有鬼，因此天天有数百人进城参观，看了惊奇赞叹，我也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他们照相或访问。彼此渐渐厮混熟了。”经盐源走进富有神秘色彩的“喇嘛王国”木里，南行到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永宁泸沽湖，返回康定后再西行，经理塘草原到号称关外苏杭的巴塘拍摄了藏戏，顺金沙江南行到得荣，再从白松折返。他拍摄了“甘孜事变”人物，1940年的春节喇嘛寺跳神、挂大佛、送瘟神等等宗教节庆民俗活动。
《良友》画报在1940年9月号推出了以庄学本拍摄、撰写文本为全部内容的《新西康专号》，《康藏猎奇记》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41年他在重庆、成都、雅安举办了“西康影展”，第一次以真实的影像形式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吸引观众二十万余人次，其中有国民党高官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还有郭沫若、田汉、黄炎培等社会文化名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据庄学本在《筹办西康影展经过》一文记载，“总计影展材料的搜集占23县，费时3年。举行影展的都市3个(重庆，成都，雅安)，会场8处，陈列9次，展览37天，观众约20万(重庆10万，成都10万，雅安8千)”。这一年他参加了顾颉刚等发起的“中国边疆学会”，被选为理事，还被华西大学博物馆聘为名誉顾问，《西康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