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马国亮在前言中写道，摄影旅行团“将遍全国，采取壮丽的山川，醇美的风俗，以及种种新的建设，都收之于印画，宣示世界，以为文字宣传的佐证。”1933年是杂志年，《良友》作为一份基于上海的、发行量仅次于《生活》的杂志，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和现代性意识，承担了“保国育民”、“富国强民”的启蒙责任。摄影术作为实证科学的产物，在现代性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个深受媒体影响的现代市民兼热血青年准备抛弃平静的家庭生活，投入到时代洪流中去。庄学本后来在1937年出版的《羌戎考察记》里写道：“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而‘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这虽然是一段“后叙述”，但是完全可以看做他当时真实的想法，也是那个时代的宏大话语。
机会来了。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民国政府组织了名为“赴藏致祭专使公署”的使团准备进藏致祭，庄学本申请以《良友》《中华画报》《申报》记者身份自费跟随入藏。他赶到成都，被使团专使以“身份来历不明”为由不允许进藏。进藏致祭是重大的官方行为，庄学本的民间身份当然是不合法的，并且历史上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很特殊，他这个体制外成员不被许可也是能够理解的。庄学本滞留在成都，不愿意空手而返。他注意到了“地图上的一块白地”——青海果洛藏区。当时果洛被称为“库洛克”“俄洛”，是“数千年来置于化外”的“野番”部落，从未有内地汉人进入。这个年轻人准备深入一探，请南京的朋友在蒙藏委员会办了一张旅行护照，署了“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头衔，就具有了官方身份。他向“险地”进发了，想象着那里的“奇事趣事”。从成都出发到阿坝，这个头衔还真起了作用，为土司排解纠纷，取得了土司的信任，与土司的儿子结拜为兄弟，相当于血缘关系，这在传统社会中是核心人伦关系。在俄洛，他搭起帐篷跟藏民住在一起，互相了解，去除了传说中互相的神秘，这些“食人野番”变成了文明社会汉族青年的“乡下的兄弟”。庄学本白天拍摄，晚上就在桌子下面围成的“土暗房”里冲洗，并逐张详细书写说明文字，记录信息，第二天再派人送到被摄者手中。这个汉族男子手里神奇的机器并不摄取人的灵魂，而是恰恰相反，被摄者看到了另外一个从未见过的自己。土司夫人那贞汪姆专门来拍照，并且为他搭了一个红帐篷做暗房，这是最高待遇和信任。番人都来看，挤满帐内，充满好奇。摄影这项现代活动在他们的眼前完全真实地进行着，“祛魅”了，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们面对留在纸上的自己，那么真实，那么不一样，完全放松了，面对镜头展现了完整的、真实的自我。[2](242)美国摄影理论家阿伦·塞库拉认为，肖像摄影能够体现自我尊敬的一面，应该展示出人最完美的一面。而对于特定的的“他者”，特定的档案照片则起着管理、鉴别、备案、警示、惩戒作用。如果说肖像照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信任，这些人认同自己的肖像吗？从表情上看应该是认同的，他们争先恐后地来拍照，直到庄学本的胶片用完了为止。把形象固定为肖像，就具有了尊严感和自我认同。庄学本换上“戎装”的自拍照以及与他们的合影具有仪式感、一体感，他们在情感上认同了这个汉族人。肖像中的人视线是亲切的，平视的，与镜头——其实是镜头后面的庄学本交流的。
这次持续了半年的摄影活动结束后，庄学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