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江沐涟”与13世纪波斯人拉施特《史集》中有关蒙古军伐宋时的江沐涟一役的文献记载相关联，指出此歌乃蒙古军南下伐宋，强渡汉水、长江时所唱。[1](65)可见，通过历史与当下的比较以及区域风格的历史演变比较，从现存的民间音乐当中寻找历史的遗音。
在《民歌考证方法浅说》一文中，乌兰杰先生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方法。他认为，今天流传于民间的民歌中，确有一些属于几个世纪以前甚至更为久远的古代歌曲，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考证研究。为此他提出民歌考证的四个方法：他首先认为，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可解决民歌断代方面的某些问题。蒙古族音乐史上曾经有过的四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民歌的时代属性：一、从“森林狩猎文化”时期向“草原游牧文化时期”过渡，是蒙古族文化发展史上的根本性变化，具有狩猎文化特色的短调歌曲和具有草原游牧特色的长调民歌之间，形成鲜明的风格对比。二、蒙古族历史上几经统一与分裂的局面，对蒙古族民歌产生了重要影响。流传至今的古老民歌中，大凡在东西蒙古各地普遍传唱的民歌，往往是蒙古社会处于统一时期的产物，而清代时期“大统一，小隔离”的格局，却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却没再产生流传于全蒙古地区的民歌。三、蒙古族游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各地、各部落不同的音乐文化存承状况。这就造成了内蒙古东西两翼虽然相隔千里，但在民歌的体裁和风格方面，却远比内蒙古中部地区更为相近，共同因素亦较多，保留着某些形态更为古老，年代更为久远的民间音乐体裁。四、由于蒙古族在历史上与许多民族发生过密切联系，信仰过不同的宗教，通过分析民歌中的宗教因素，并与蒙古族历史联系起来思考，便可判断其时代属性。其次，一首古老的歌曲，往往带有它产生年代的风格烙印，通过对歌曲风格进行分析，可判断作品的时代属性。其三，有许多古老的民歌歌词中，仍保留着13、14世纪古蒙古语的特殊词汇，是我们进行断代研究的有力证据。其四，蒙古族历代都用民歌来记忆历史。反映在民歌歌词中的事件、历史人物等，是考证一首民歌历史年代的有力证据。[3](143-157)
乌兰杰先生的蒙古族音乐史研究中，这种民族考证方法贯穿始终，成为他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诚然，正如乌兰杰先生所言，如失严谨，这种资料考证方法会有推断和臆测的可能。但这种文献、历史、民间资料相互印证，历史与当下接通相衬的方法，无疑对于蒙古族这样以口传为主，且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并不完备的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正如乌兰杰先生在《蒙古族音乐史》后记中所言：“少数民族音乐中的文献资料虽然缺乏，但民间音乐资料却十分丰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证明，在民间音乐的海洋中，蕴藏着大量瑰宝，其中不乏音乐史方面的珍贵资料。有些资料实属罕见，被誉为艺术史上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425)乌兰杰先生的音乐史研究方法，显然基于蒙古族音乐史资料与史学研究的实际。
（二）关于蒙古族音乐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历史分期是蒙古族音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民族音乐史观，同时关系民族音乐史和论述结构。因此，历史分期问题，是蒙古族音乐史写作的关键。
蒙古族音乐史的分期问题，需要考虑两个关系：与蒙古族历史分期方法的关系；与中国音乐史历史分期方法的关系。乌兰杰先生首先认为，蒙古族音乐文化是随着蒙古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蒙古族音乐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必须与蒙古族历史的分期问题相联系。紧接着他说，音乐史毕竟不同于民族史，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蒙古族音乐史上的某些体裁与风格，其产生、发展、嬗变的过程，并不总与民族历史分期相一致。另一方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