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敌人。”[25]在这样的国情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刘锡诚在寻求中华民族的精神。而这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和意义。
在此他（刘锡诚）又一次“斗胆“对当代学术界两个惯用的观点提出质疑。一是现在学术界惯用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文化分析理念。[26]按照西方理论家二元结构理论，把中国文化传统分为以文字为载体的“大传统”和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小传统”两大类。他说：“为什么民众世世代代创造的、享用的累积的根基文化为“小传统”呢？”二是对于新国学家们把“古圣贤遗言”的经史子集视为“国学”，为主流文化，为核心文化，而没有给民间文化、民间信仰以地位而提出疑问。[27]这是刘先生在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时对于传统理念的颠覆。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1926年始刊词》上说：“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28]毋庸置疑，国学顺理成章地包括历史，如果谁说国学不包括历史，就像抓住头发想上天一样荒唐可笑，但是历史不仅仅是封建社会撰写的二十五史，而首当其冲地应该是民众创造的历史，这是历史的根基和原动力。因此，弗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提及： “我们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只书写一种‘胜者为王’的历史，或者只满足于书写被支配族群的历史了。社会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表明，普通大众虽然确实是历史过程的牺牲品和沉默的证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没有历史的人民’ 的历史—— ‘原始人’、农民、劳工、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少数族群的鲜活历史。” 无论是那些拥有发达文字书写历史传统的人群，还是那些被剥夺了“发声权” 的边缘人，皆为历史之主体，都在全球史构建过程中发挥了无法抹杀的作用。[29]
被历代统治者抹掉、被历代文化精英不懈一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民众的生活史、社会史、创造史，过去很少记载，而今天在社会转型的时刻可能丢失。在人们保护生态多元化和保护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保护民众的创造史、发明史、社会生活史、文化传承史。其目的为了人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源泉。把民众的创造视为“小传统”，排斥在“国学”之外，不符合唯物史观。他说：“其实，只要深入到民间社会去，学者们就不难发现，所谓“小传统”并不小。在民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占中国幅员比例很大的广大的领地里和众多的人口中特别是那些边远的地区或者文件中常说的“老、少、边”地区，被一些学者们称为“小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倒是地地道道的“大传统”。”[30]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国学”的一部分，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传统”，其目的是由此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我认为，“和合”或“中庸”不是亿万老百姓心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或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而民间文化中到处都显现着的“自强不息”和“生生不息”意识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精神。”[31]　这就是刘锡诚的民间文化的继承观和发展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人们需要通过保护不同生态背景下、不同族群创造的不同文化，来为因物质主义泛滥而造成的精神空虚寻找弥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