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论。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认识论出现了误区，其原因是“民间信仰问题之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盖来源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使然，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我们都没有读到对民众中的民间信仰甚至关于灵魂观念的批判和干涉，我们看到的只是用唯物史观对这样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论]解剖和辨析。”[21]也就是说，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代替了民间文化（民间信仰）的特质。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这样的分析：“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但先生（刘锡诚——引者）却坚持认为，只是由于民间文学-民俗学至今没能提供一种以认识民间信仰的‘性质’——即民间信仰的价值与权利——为目的的、清晰的非政治、纯文化的文化理论，由政治化（不说是意识形态）的实践理性所主导的“当代主体价值观”，才不断（不仅是过去）对民间文化、民间信仰亮出红牌。”[22]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核心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中心问题是国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科学和文化，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说明了文化与政治的关联性，但是我们不能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文化有文化的特征和文化的规律。由于起源于“五四”运动的年青的民俗学科存在着理论的不足，直到如今也还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建树，再加之长期左倾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把民间文化、民间信仰视为“烫手的山药”。以至于在评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出现困惑，因此刘锡诚斗胆提出了这个敏感问题。在他的论文中以文革时期民间信仰始终没有断裂而在新时期迅速复苏的事实说明民间信仰的文化特征及自身规律。他说“归根到底，文化的发展嬗变的驱动力来自于文化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或用政治改变文化，可能取得一时的或某些效果，但最终文化还会回到自己的道路和位置上去。”[23]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精神之溯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的科学观并不对立，与政治也有别。我们要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淀。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其不仅是原始先民的文化记忆，而且在其发展历程中融合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至今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具有文化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民众的反复体验，代代相传、铺垫着整个民间文化史，这里承载着民众的知识体系。“民间的知识体系，则是通过耳濡目染、口传心授、潜移默化的方式传习的。这种知识体系，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都贯穿着这一知识体系的内容和精髓。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民间知识体系往往不被看做是知识，不被看做是文化。这反映了人们对于博大精深的民间文化的漠视。”[24]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在我国掀起时，正值我国正在处于改革开放后步入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初期，冲破了极左政治的民俗文化在迅速复兴；但是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西方的消费文化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商品、广告借助于大众媒体推行，这些产品不仅代表美国的经济强势，而且表明其文化的扩张和霸权。此时迫切渴求现代化的国人以至于良莠不分，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不少人以追随西方的价值观、审美观为时尚，依然把我国的民间文化视之敝屣。费孝通说：“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