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各族群应民众生活的需求，适应各地的生态环境、由广大民众自发创造、享用并传承的民间技艺和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和美术品多具有民间自作、自用和自娱的性质，它不仅与民众的生活需要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工艺是民众生活的一种形态。它的产生和承传都是应生活世界的需求。“需要观念是环境条件作用的主观转化形态，它是人对环境条件的追求而不是环境条件本身。.....是作为生活条件的客观因素的追求观念。”[4]任何人为事物的创造，都来自直接或者间接的需要，需要是人们创造的直接动因。民俗是为一时一地的所有生活需求而设。山东的老乡说：“肚子装下馍，下地能干活”，最初是为了满足人果腹的要求，而进化到人生礼仪中出现的礼馍是社会的精神的需求。由于需要装盛饮食和水的器皿而有了陶器、瓷器；由于生活中切割的需要各个族群各个地域制作和使用了不同形制的道具，蒙古刀、维吾尔族的刀、保安族的刀各呈其彩。由于岁时节日习俗的建立而有了各个村落不同的丰富多姿的社火艺术。每个民族在特定的民俗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中都有祭祖仪式和敬神仪式，这些互不雷同的仪式都具有的迎神、敬神、娱神、谢神、送神的系列表述中都有民间艺术的呈现。
就逻辑而言，民间艺术建构的次序和社会结构的层序都基于人类生命存在的自然形式。维持人类的生存和作为地球上生物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的种族的延续，必然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原动力。从人类诞生的时刻起一直到人类的未来，对于生存的追求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主题。“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轴心始终没有偏移到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价值境遇之外，其发展和演进是以人类文化创造力所赋予的趋升矢量来标示的。”[5]民间艺术是与民众的生活方式相伴随的，不可须臾离开的。民间工艺的创造也就是人们在生计方式、消费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中生活的象征符号，“民间美术是一种有形的文化，也是一种有形的、实体的民俗”[6]。
民众对于民间艺术的需求不仅仅建立在物质层面上，同时也建立在精神层面上，人类的生存依赖物质的富足，同时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也依赖精神的富足。在与自然的协调中，在种种生活的困境中，民间工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的同时，也要满足人们的心理平衡。在民间节日、民间祭祀、祝祷祭典等活动制作的工艺中，大江南北春节期间广泛张贴的门神、财神，陕北人用来祛病招魂、消灾免祸、止雨祈晴的千姿百态的抓髻娃娃。在魏晋时代便有的端午期间随身佩戴“艾虎”的习俗都是民众的生存智慧。当代哲学家波普尔（Karl.R。Popper)阐释了三个世界的哲学原理，他认为，第一世界是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世界为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个世界是实在的，这不仅在于它们在第一世界中的物态化和具体化，而且它们还可以引导人们进一步生产其他的第三世界的对象。[7]我们借鉴这个分析，可以明了民间工艺这种精神产品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过程。他们希冀一种超验的力量，以便克服现实的拘囿，超越现实的困境，以民间工艺的内涵结构和文化方式，描摹人生尚未实现的合理愿望和对幸福、美好、富足生活的追求。
张道一总结出民间工艺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多带有实用性的“本元文化”的特点。他认为民间艺术带有“本元文化”的特征，是一种母型文化或者母体艺术，[8]所谓“本元性”，我们认为其包括的含义是：1.民间工艺产生于原始时代，在陶器的制作技艺上，我国仰韶文化的陶器和云南西盟佤族、台湾少数族群的陶器与南美土著人的制作方法非常相似，可见其造型与纹饰的本元性特点。2.民间工艺在经过了漫长的原始时代后，在农业时代继续在民众的生活中被传承、被享用，它不是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