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并没有恢复社会秩序。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共和国拓展了它的遗产政策，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言，现代社会正在丧失记忆感，需要积极地建立一些机构以便让社会能够保持记忆。他将这些机构命名为法语中的记忆场所或载体（lieuxdemémoire），这一表达难以翻译为其它语言。现代   
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某些机构在重建集体记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世纪以来，建立起越来越多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机构，纪念某些重要的事件，为这些事件设立周年纪念日和建造纪念物，自传也成为历史学家探索的记忆场所。 对他者的表征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需要创造一种民族文化，博物馆应运而生。但是民族国家也是基于对他者的文化表征而建立起来的。罗浮宫不仅收藏了从法兰西王国（旧制度）那儿继承下来的物品，而且也收藏来自其它社会的物品。作为大革命的哲学推动者，启蒙运动提到“高贵的野蛮人”或“原始社会”以表明人类所处的初始状态。无论是文明还是原始，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人类”特性。这就是法国和英国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文化产品的原因。
要使世界范围内的收藏成为可能，来自他者的产品的重大价值必须得到认可。这种价值的平衡稳定是与殖民化的发展相一致的。新型的殖民化理念在新加坡的殖民者托马斯·斯坦福·拉弗尔斯的思想中表现突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其描述为“恶意的使者“。在他的理念中，殖民不是简单的支配与征服。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他认为建立殖民地就是要将其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贸易应与教育的发展相协调。殖民者不仅要学习和深刻理解“土著居民”，后者也应当反过来在学校学习和理解他们的文化。拉弗尔斯曾写过一本关于爪哇的著作，他在1811年访问马六甲时，就产生过在将来创立马来学校的想法。
拉弗尔斯等的殖民政策的独特性在于它需要对他者的表征。殖民化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殖民者需要了解和领会他们计划殖民的民族的文化。而且在殖民计划中，被殖民民族也要学习他们的文化。这种由殖民者建立起的“文化”，爱德华·赛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将通过教育系统为被殖民者所认可和分享。
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机构。安德森指出：宏伟的婆罗浮屠、吴哥窟、帕甘岛以及其它场所被断断续续地挖掘、梳理、测量、拍摄、重建、保护、分析和展示出来。[7](179)因此，“这些重建的纪念物周围建有精心设计的草坪、到处贴有解释性便笺，上面标注满了
日期。而且，这些纪念物周围通常远离喧嚣的人群，除了漫不经心的游客之外（尽可能地没有宗教仪式或朝拜）”。[7](182)
因此，纪念物被博物馆化了。 博物馆似的愿望
建造和设立纪念物、文化遗产和博物馆被定义为对博物馆似的愿望的释放过程。
博物馆似的愿望突出了沃尔特·本杰明所称的展览价值。①本杰明指出，在现时代，展览价值变得越发重要了。同时，不同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认定为艺术品。即使像教堂一样的宗教纪念物，也首先被认可为艺术品，本身就向公众展示。因此展览成为博物馆愿望的首要构成部分。由于文化财产属于人民，国家会保障它的公共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愿望是以“大众和民主”为目标的。
如上所述，博物馆愿望的第二个构成部分是保护的愿望。与展览相比，世界遗产机构更注重保护，原因是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宣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不仅遭受传统腐变原因的威胁，而且变革中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带来的更可怕的破坏或毁灭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形势。②公约特别关注文化遗产公开展览前的保护和修复，因为公约致力于保护因社会和经济变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