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会请求一个叫做三峰神的帮助来辨别作恶者。当有人从佐佐木家里偷走他的礼服时，他请求三峰神的帮助，这时家里所有的灯都关掉，神的躯体御神体被放置在家中最靠里的房间，然后每个曾经到过这家的人都要进入这个房间向三峰神祈祷。然而，有个妇女备受惊吓，拒绝进入这个房间。当村民们试图强迫她进入时，她口吐鲜血失去知觉。村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她正是偷走礼服的小偷，当晚，这位妇女向村民们交出偷走的物品。” [5](101-102)
上述轶事表明，村民们相信是三峰神而非他们自己的力量解决了盗窃的问题，为此他们要准备一系列的仪式。仪式一开始，村民们欢迎御神体。通常在“当已经有几个嫌疑人选”并且村民们大致了解谁是罪犯的情况下，才会举行这样的仪式。[5](101)事实上，即使不举行这样的仪式，也很有可能辨认出谁是肇事者。但是通过辨别肇事者的仪式来再次确认记忆秩序的功能，对于村民们来说，其意义远不只是为佐佐木一家找出肇事者并将礼服归还。因此，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村民们必须要求助于祖先灵魂的力量。
在这场盗窃案中，暴力的执行是通过仪式中的行为迫使女嫌疑人吐血来实现的。群落直接或间接地对认为引起秩序败坏的人执行了暴力。现实的理解是，在每种情况下，这种暴力是由三峰神等神或是有能力与诸神交流沟通的女祭司来执行的，因为有居住在村落边界范围之外某个空间的神的存在，暴力的执行被合法化了。
村民们相信女祭司的神谕是正确的，因为她是能够与诸神或先人的灵魂沟通的中保。这意味着，村民们已经将他们居住的世界，包括通过让非凡的人或神可以接近而使得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任何空间，看成一种等级森严的体系。表明有能力与诸神沟通，就成为控制的源泉。从以上可以看出，暴力不是秩序建立的触发器，而启动这一装置的记忆秩序才使得针对某种危机的暴力实施或执行成为可能。 博物馆和现代社会
只要记忆秩序依然有效，就没有必要建立新的价值。但是如果记忆秩序陷入危机，社会就需要对此进行恢复或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法国大革命就是表明记忆秩序遭受破坏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完全否认天主教价值和确立世俗国家的合法性，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天主教所保障的记忆秩序。维克多·雨果所著的著名的《悲惨世界》的第一章，就通过一个主教的日常生活描述了天主教权威的衰落。
然而，在今天世俗主义理念占主导地位的法国，这一记忆秩序总是有效的。例如,圣小德兰教堂的牧师雷蒙德·赞贝利提到逝者是存在的，但不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他进一步论述到，逝者依然是活跃着的，但有着它们自己的活跃方式。根据赞贝利的论述，逝者在积极但隐秘地对生者发挥着作用和影响，生者和逝者之间总是存在象征性的交流。但在今天，这一观点总是被边缘化。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个新生的国家试图建立世俗的机构。博物馆正是这样的机构之一，并且是最重要的一种。曾经的王宫变成今天的罗浮宫，这个博物馆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教堂也被改造成博物馆。在此过程中，曾经属于王宫贵族的建筑物开始对外开放，其中的
物品也对公众展出。[6]在坚持博物馆的功用性和必要性的话语中，
至少有三个原因表明博物馆在共和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博物馆有助于纪念大革命的荣耀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其次，博物馆可以让游客通过展出的物品来了解这段历史和艺术，而在此之前共和国只对少数人开放这些物品。最后，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物品和建筑物，这个国家将它们作为文化遗产来管理和保护。因此国家的遗产管理结束了大革命所引起的冲突，并开启新的太平盛世。在这个在意义上，共和国不仅充当了对过去而且也充当了对未来的保证人的角色。
与我们曾经的期待相反，法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