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和神灵居住的空间。在这些场所，活着的人可以与神灵和祖先的灵魂象征性地交流。加德满都谷地正是为中心符号论所主宰的场所之一。从这一角度看，寺院不再被认为具有美学或历史价值，这次灾难中受损寺院的重建正是为了具体体现对那些受害者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是悼念死者的一种行为。因此，只要有关各方存在，它就有助于为丧失亲人者减轻痛苦和象征性地克服困难。这些受损寺院的重建就使得中心即生者和逝者的交界点的创建成为可能。
但是，世界遗产的哲学则将寺院看做是纯文化意义上的纪念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这些纪念物有着尼瓦尔人杰出的文化传统，表现为独一无二的城市居住地、带有复杂装饰的建筑物和结构，在砖砌、石器、木质和铜器中表现出杰出的工艺，这些是世界上屈指可数、高度发达的建筑物”。像“独一无二的城市居住地”、“杰出的工艺”等只是体现了它们的艺术和建筑价值，本身需要被永久保存。世界遗产的理念包含了一种新的逻辑，这种逻辑促使我们积极和不遗余力地将不同民族和文化创造的各种经验作为世界遗产来保护。
关于加德满都谷地的寺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其一是人们将这些寺院看做是宗教机构，其二是将他们看做是文化遗产。
这两种认识和态度有着不同的逻辑。那么这些逻辑是什么呢？ 记忆的秩序
第一种逻辑与加德满都谷地所获取的宗教意义有关，这种维护秩序的机制称为“记忆的秩序”。[2](59-61)记忆的秩序是人类的最大关注即如何对待亲人的死亡这一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在记忆秩序中，那些逝去的和活着的家庭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分割，这种秩序是靠对那些居住在神圣场所的逝者（他们的祖先）的回忆来维持的，据认为逝者在保护着生者，祖先可以不时地与生者进行象征性地交流。例如在日本的佛教传统中，鬼神们会在盂兰盆节回到人世，生者举行仪式供祭先人们，如每日向佛坛供奉食物等。
记忆的秩序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对先人的回忆是通过礼拜或崇拜而发挥效用的，对祖先的崇拜被制度化了，原因是活着的人试图保持住对他们的记忆。祖先的确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布瓦赫的同代人马塞尔·莫斯也对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他指出，“人类一定曾经与那些神灵和逝者们的灵魂有过联系，生者与诸神、逝者的灵魂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原始的交流。”[3](13)在莫斯之前，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做过类似的论述：
“活着的人总是承认对祖先尤其是最早建立部族的先人有着法定的义务......当下流行的信仰是，正因为祖先们的牺牲和事迹，才使得部落得以存在，而这些需要通过牺牲和事迹得以偿还。[4](65)
对祖先以及我们本身的“义务”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就成为控制的源泉；控制的手段是表明某人拥有与诸神和逝者的灵魂沟通的特异力量。因此，通过生者与祖先灵魂之间永不停息的交流，基于对死者回忆的秩序才得以建立。
在记忆秩序中，人们试图通过达成对于危机起因的理解而恢复秩序并克服危机，办法是与诸神和祖先灵魂发生联系。这种危机可能是像洪灾等自然灾害，或是偷盗等罪行引发的社会秩序的退化或堕落。
在因民族学者柳田国男的《澄能传奇》而著称日本北部城市澄能市的郊区树林中，有500幅刻成自然石头形状的佛家和尚像，目的是为纪念   
恶劣收成造成的受害者。失去亲人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克服痛苦。《澄能传奇》及其《补遗》中发现的轶事，描绘了澄能地区及其居民的记忆，更好地表明了群落如何通过启动记忆秩序来理解一场危机。下面一则例子是关于一个盗窃案的。
“当出现灾难比如盗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