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参与、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播、非遗产业和技艺传承、非遗保护管理和实践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有理论，有方法，有应用对策研究，较好地体现了艺术人类学作为非遗保护重要学术支撑学科的身份和学术共同体对非遗保护的整体性认识。
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有两位学者分作关注了空间生产和乡土建筑保护的关系、以及非遗制度对传承人的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可粗略划入非遗保护的问题、对策和技术路径方面。
熊寰老师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从宗族制度及所依附的宗法社会角度对广东上长岭村的围龙屋建筑做了研究，认为宗族和空间是相互生产的关系，以共有空间为主要功能特征的围龙屋一类的社会性文化遗产因宗族的消失或变异不可能得到实质性传承和复苏，可将保护重点放在其物质性方面。
谢菲老师通过对花瑶挑花传承人FTM传承人生活史的调查，发现地方行政式非遗保护制度和实践对传承人的身体、技艺、自由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过程性动态导向和管理的应对策略。
在非遗保护的问题、对策及技术研究部分，面对各地共同存在的非遗濒危局面，季中扬、陈志勤、玉时阶、林琳、张红梅、谢琳、刘爱华、阿新等老师从综合分析及个案研究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文化遗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非遗保护的方法等问题成为热点，经方李莉研究员和陈志勤副教授的评议和大家的讨论，深化了认识。大家认为非遗保护不能也无法回避经济问题，非遗资源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一般经济条件欠佳。如果将非遗保护和非遗主体的生活和经济诉求隔离，那非遗保护就是外人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得到真正开展，而在非遗保护的策略方面，记录、建档、研究式保护方法得到大家的认同。方李莉研究员认为在非遗保护中，学者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中国农民出路”的非遗考察、记录和研究。一方面利用这些记录资料建立中华文化遗产基因数据库，为后世文化复兴留足材料。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是接下来学者们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化描述和理论提升，经过将“默会知识”升华为“明确知识”的过程，把地方性知识纳入主流话语，从而完成了对非遗主体文化价值的体认，促进其文化自觉。最终完成非遗主体对自己文化遗产的自然淘汰式保护和传承。
而在考察、记录式非遗保护中，尽量采用多种技术实现形式，陶赋文老师介绍的多媒体影像技术、程波涛老师对民居类非遗数字化的研究，以至于刘延山老师带来的融合了收藏展示、研究传习、教育公共服务等功能的艺术馆式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保护手段等等，给当代构建全息性的非遗记录、研究、保护和传播提供了多种技术可能。
此外，可能还要考虑的是，有必要引入非遗的分类保护机制，探讨哪一类非遗，需要国家投入资金保护，哪一类非遗保护可以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
本组会议代表的发言和讨论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大家就关心的话题交换了看法，深化了认识，或达成了共识，或促生了新的问题增长点，较好地完成了会议目标。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少数学者尚需加深对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主要理论和方法的了解，体会其学科感觉和精神。
二、一些学者的非遗应用对策研究行政性思维浓厚，若能基于细致的田野调查，持批判性眼光看待制度性、行政性非遗保护则有可能提出更有价值的建议。
三、一些个案研究的“田野感”不强。因为时间、地点和考察过程的不明晰，一方面降低了田野材料的效度，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其田野作业的信任感降低，从而减弱了论文结论的信度。
总结完毕，谢谢大家！
报告人：孟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