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师与鼻祖也。在尚古的事大的中国民族心理，尊崇之极，遂使彼为偶像化，致有前无故人后无来者之思也。余先指摘此点，于兹而断定彼为代表一时代之名伶。[5]
穆辰公《伶史》特为程长庚做“本纪”，并将其置于“本纪一”。曰：“长庚生而英伟，常有大度，虽在伶籍，而有士君子风。”在他看来，“士君子风”的具体表现有：“历掌三庆部，御众以宽，人亦不忍欺之。轻财好义，能恤孤贫，伶有贫老无告者，必周以钱米。遇国服，所部皆休业，必量各人食指，酌与衣食，至除服止。”[6]最后，他进一步赞曰：“程氏长庚，一老伶也，然操行特著，后人称道弗衰。察其言行，虽古之贤宰相不是过也。则其得名，岂偶然哉！岂偶然哉！宜其后之大也。呜呼！今世尚有其人否？吾愿为之执鞭焉。”[7]不难看出，和王梦生接受一样，穆辰公以儒家诗教观念把程长庚的道德人品提升至了“士君子”、“古之贤宰相”的高度。
话语理论认为，“任何语言系统所能产生的、潜在的无限意义，总是被遍布于特定时空并且本身也经由不同话语而得以呈现的社会关系之结构所限定所固定。”[8]话语是观念传播、交流的基本形式，其构成的命题、概念以及蕴含的价值和意义通常反映了“个人或群体在历史时段中、或某一领域中特定的表述。”而这种表述“不仅决定了人们如何观察和识别文本,而且决定了人们思考和行动的范围。”[9]重人品、尚道德是儒家诗教艺术观的一个突出特征，“知人论世”是古代接受批评的主要方法和话语方式。由上述可见，“知人论世”的品评观念对程长庚接受影响十分明显，以致于民国程长庚接受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话语方式，凡提到程长庚都会盛赞其道德人品。
吴焘《梨园旧话》：“程长庚赏有六品顶戴，不独为三庆班主，且为庙首。……各伶有违犯规律者，听其处置，无敢相抗。而称亦以身作则、恪守规律。”[10]
张次溪《程长庚传》甚至将程长庚与李鸿章相提并论，曰：“时人谓皖有二人杰：一谓长庚，一则李相鸿章。或以为不论，是不知功勋与技艺皆有等级高下之殊。登峰造极者即为有数之人物。”还说：“长庚性诚直，无人我之分，不慕权贵，言必由衷，行必践实。”最后高度称赞其“有治世之才”，“在近代梨园史中开一新纪元也”。[11]
陈彦衡《旧剧丛谭》亦曰：“长庚为人严正，管理三庆部，井井有条，人多畏而敬之，尊之曰大老板。”[12]朱书绅《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赞曰：“如长庚者亦人杰也哉！”[13]波多野乾一在例数程长庚道德事例后，甚至不无惋惜地写到：“此程长庚之怀抱所以独步于近代之剧界也。使彼而生于士流名第，则为清代之名相者，无容或疑。”[14]刘达（豁公）《戏剧大观》说：“长庚彬彬有礼，循循善诱，当世名工，无不心悦诚服，性慈善好施与，有以困难见告者，悉周恤之。迄今重其术，称其义，百年如一日也。”[15]徐珂《清稗类钞》“优伶类”对程长庚的接受直接因袭王梦生的观点和评论。[16]
尽管民国程长庚接受没有明确提出儒家诗教的观念，事实上接受评论的话语模式中蕴含了浓厚的诗教意蕴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其次，为进一步达到“知人”的目的，民国批评家从“论世”角度，通过对程长庚时代背景、社会心理等的把握，进一步强化、丰富对程长庚道德人品的判断和考察。
《戏剧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张次溪著“程长庚传”载：“道咸间，中原多乱，而公卿大夫宴乐自若。长庚健户誓不再出，泫然落涕曰：国事危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