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对民间配祀戏场数量的统计和把握，二者之间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传统社会城隍庙是地方行政治所必不可少的标志性建筑，城隍庙数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配祀戏场发展的情况。民间神庙，尤其是城隍庙是配祀戏场依托的基本空间，俗语“戏楼对着城隍庙”。可以说，关中城隍庙数据的准确性，决定并影响着城隍配祀戏场数据的客观性和完整性。由此推论，其他配祀戏场数据可能也存在类似情况。然而，即使如此，一些文化信息从目前所见神庙配祀戏场资料中仍可窥见一斑。
首先，明代关中神庙配祀戏场发展呆滞迟缓。任何事情的存在都不是独立的。在民间神庙配祀戏场从来“不是完全独立意义的演出建筑实体，而是依附于主体祭祀性建筑——神庙的辅助建筑。”[2]明代关中主庙与戏场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戏场配祀数量及其存在的盛衰状态如何等等，只有在一定历史语境中才能看清。据《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有关资料统计，明朝时期西安府于天顺五年（1461）有寺院33所，嘉靖二十七年（1541）有寺院95所。[3]《中国道教史》记载，明朝关中一带道教宫观，包括民间神庙至少有122座[4]。这就是说，明代关中民间信仰活动比较繁盛，楼观庙宇建设相当发达。
然而，比较表1“配祀戏场”与道教宫观、佛教寺院之数量，明显地，关中明代配祀戏场在整个祭祀体系中的份量很小，甚至显得相当冷清。就此情况，薛林平指出：明代陕西庙宇“演戏活动相对沉寂。”[5]整个陕西配祀戏场萧条，关中情况概莫能外。而且，从表1来看，明代关中没有发现一座有关“太白”、“崔君府”神庙的配祀戏场。那么，主庙与配祀戏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原因，等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其次，明代关中配祀戏场正祀化倾向十分明显。众所周知，正祀是指符合国家礼制、教化规定的神祇祭祀，与之相反，民间一般杂神祭祀则是“淫祀”。表1所列明代关中13座戏场，除“韩城北营庙戏台”主祀神祇不明确外，其余“城隍庙”、“东岳庙”、“观音庙”、“周公庙”、“仓颉庙”都是国家正祀神祇。正祀神庙配祀戏场涉及关中8个地区，其中“城隍庙”达7座之多，“东岳庙”配祀戏场有2座，“观音庙”、“周公庙”、“仓颉庙”各1座。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关中戏台（楼）几乎都是正祀神祇之配祀戏场。
再次，明代关中正祀神庙配祀戏场基本均建在县级行政治所。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从确立崇祀对象到相应的祀奉规格有明确规定。《礼记·祭法》曰：“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而“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礼记·曲礼下》）。清人孙希旦注释，曰：“淫，过也。或其神不在祀典，如宋襄公次睢之社；或越分而祭，如鲁季氏之旅泰山，皆淫祀也。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礼之祭，明神不歆也。”[1]一般来说，国家对正祀神祇建置规定的要求比较严格。明代同州辖制韩城、澄城、蒲城三城，凤翔府下辖岐山、扶风等县，白水县隶西安府同州，户县、三原隶西安府。由表1所列配祀戏场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明朝关中配祀戏场除“户县甘河镇东岳庙戏台”外，其余12座戏台都建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级行政治所。再以城隍庙为例来看。城隍神在传统社会是“冥界的专门官僚”，明初国家祭祀体系有建造城隍神庙位置、规格的要求，明确其与府、州、县相对应，也就是说只有县级以上行政单位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