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古代挚简而意重，且又专注，不若后代之泛也。
二，妇馈舅姑……
三，舅姑飨妇……
四，舅飨送者……
五，姑飨送者……。[4]
“昏（婚）后礼”之重要，目的在达到重责妇顺，即顺于舅姑、和于室人、当于夫君。《礼记·昏仪》对这一目的说得十分清楚完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事，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夙兴，妇沐浴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妇执笄枣栗腶修以见。赞醴妇，妇祭脯醢、祭醴，成妇礼也。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厥明，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以著代也。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
在古代，民俗成为礼制的一部分者，以婚礼中的民俗为最明显，如男女和合饮食，融入礼中，即成同牢合卺。新妇以枣、栗等为贽拜见舅姑习俗的背后，又暗含着或遮蔽着对妇女社会地位的限定和束缚：男女有别，妇女的行为受到严格的限制，要随时以枣、栗所暗示的“早起战栗”观念来“自正”自己、约束自己。
周代形成的这种婚礼之制，到两晋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六礼”被省并和简化了，形成了新的“三日妇拜时妇”的新俗。“三日妇”即举行婚礼同居三日后，夫妇关系便告成立。于是回娘家居住。即我们现在西南有些少数民族的不落夫家之俗。“拜时妇”即举行过婚礼后回娘家居住的女子，于新岁或吉日，以纱蒙面，至男家去拜见舅姑。此后，男家可随时接回同居。女子拜见舅姑——即谋求得到男家及其家族关系的承认，以达到在男方家庭中明确其“重责妇顺”的契机，已不再是正婚礼后三日举行的“婚后礼”中完成。到唐末五代乱世，婚礼之变革更为剧烈。
这种婚仪中男女有别、新妇以枣、栗拜见舅姑的习俗，何时发生了变化，没有找到直接记载或证据。但明代永乐年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的编者，在引述了《左传》的上述记载后写道：“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5]那就是说，礼俗中规定的妇人拜见舅姑以枣、栗为赠物，以“明妇顺”，确立新妇在男方家庭中的地位和责任，且以枣、栗暗喻妇女以“起早战栗”约束自己行为的观念，到明代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同时，枣、栗在馈赠礼俗中所具有的此等象征涵义——起早战栗，从此也就多少被淡化甚至被遗忘了。
（二）祝生男
新妇馈赠舅姑枣栗的习俗，在汉以后仍然被流传下来，但逐渐失掉了原意而被赋予了新义；而枣、栗在婚礼中成为兴起于汉代的“撒帐”习俗中，被赋予了与馈赠舅姑不同的喜物象征的意义，即“祝多男”，暗喻早生贵子、多生贵子。
“撒帐”习俗起于何时何因，向有两说。一说以宋高承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