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建筑实体的神庙戏场,其建设本身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如果没有相当实力的经济支撑,神庙戏场建筑无从谈起,若无安宁的社会环境,再多的戏场建筑也将毁于一旦。明代河西卫所之地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社会相对稳定,这种环境有助于神庙戏场的建设。无法想象兵祸连接,人口散失,经济凋敝的社会如何建造寄寓、安顿心灵的“金字塔”。因此,一定意义上神庙戏场的建设从另一个方面折射了明代河西卫所建置后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发展状况。
二是清代繁盛高峰时期。这是河西神庙戏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段。有清一代河西神庙戏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猛增,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域分布上都远远胜过前代。兹列表2如下:
表2清代神庙戏场统计表   
年代 
张掖 
酒泉 
武威 
敦煌 
民勤 
金塔 
古浪 
高台 
合计   
清初至雍正 
8   


1       
14   
乾隆至同治 
12 




4   

32   
光绪至同治 
11 
50 
14   
19 

3   
98   
合计 
31 
57 
16 

22 



144   
由上表可见,清代河西神庙戏场144座,分布在8个地区,其数量是明代的5倍多。清代河西神庙戏场特点也十分明显,具体如下:
(一)时间分布上清代河西戏场分为三个阶段。
清初至雍正是承续发展阶段、乾隆至同治是发展兴盛阶段、光绪至宣统是繁荣鼎盛阶段。
由表2不难看出,承续明代民俗风气,雍正以前河西神庙戏场建设发展并不明显,14座戏场覆盖地方不多,只有张掖、武威、敦煌、民勤4处,张掖数量较多,仍是8座,其余3处共计6座。而乾隆至同治开始有长足发展,这是河西神庙戏场建设发展的兴盛阶段。此一阶段河西有戏场32座。其中乾隆年间14座,嘉庆年间5座,道光年间4座,咸丰年间1座,同治年间8座。戏场覆盖7个地区,张掖仍居前列,有戏场12座。酒泉7座,武威1座,金塔4座,民勤2座,敦煌5座,高台1座。晚晴(光绪至宣统)阶段是河西神庙戏场的繁荣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河西戏场达98座之多,分布在6个地县,其中酒泉戏场达50座之多,名列河西前茅。民勤、武威次之。张掖在明代和清初及清中叶一直发展积极,但是,这一时期只有11座,反不及其酒泉、武威。
(二)空间分布上清中叶前河西神庙戏场以卫所中心地域为主。
清初,在基本沿袭明朝卫所建制的基础上,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河西一带政治、军事的控制。清雍正三年(1725),裁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及诸卫所,置甘州、凉州二府,升肃州为直隶州。乾隆二十四年(1759),置安西府。肃州直隶州领高台县,安西直隶州领敦煌、玉门二县。需要注意的是,清初随着河西卫所建制的完善,明代不曾记载神庙戏场的,或者神庙戏场十分萧条的地方,在建置卫所后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一点在敦煌、酒泉和金塔尤显突出。
敦煌在明代及清康熙以前没有戏场记载。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从甘肃吐鲁番、罗布泊迁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屯田定居。乾隆二十五年(1760)再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从《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看,自雍正三年(1725)始,至嘉庆、道光年间,这一段正是敦煌神庙戏场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期。敦煌在雍正三年后连续修建戏场9座,其中“敦煌城隍庙戏楼”、“敦煌北台武庙戏楼”、“敦煌大佛寺戏楼”均建于雍正三年(1725)。“敦煌八腊庙戏台”建于雍正八年(1730)。乾隆年间敦煌再建戏场2座,即乾隆五十年(1785)建“敦煌县老君庙戏台”,乾隆五十八年(1793)建“敦煌文昌庙戏台”。此后,“敦煌北会馆戏台”建于嘉庆十年(1805)、“敦煌行宫庙戏台&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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