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时期的绘画观
李修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要:六朝时期一般被笼统地视为文艺的自觉时代，不过各艺术门类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魏晋前后，画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发生了转移，由之前的无名画工为主一变而为士人主导。绘画在六朝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低于文学、音乐和书法，不过亦成为士人文化素养的一个体现。六朝绘画的功能，人物画以道德教化为主，山水画则以审美为主要目的。
关键词：六朝；士人画家；文化体系；绘画功能
六朝时期一般被学界笼统地视为文艺的自觉时代，此一“文艺”涵盖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类型。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这几种艺术类型在六朝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并不能等量齐观，其从业者在六朝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亦有不同。此外，六朝时期对绘画功能的认识亦有演变。本文试图从画家角色、绘画地位以及绘画功能三个方面，来分析六朝时期的绘画观。
一、社会结构中的画家
绘画之出现，由来已久。早在石器时代的彩陶上面，就有各种几何纹饰和具体形象，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人面陶盆最为知名。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作品尚属于“原始艺术”，虽说它们在形式、构图甚至风格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艺术性，但其创作并不以审美欣赏为目的，而是服务于巫术、宗教、劳动生产或仪式等方面的需要。“即使是最简单的事物，比如面具、人形图案或丧葬歌曲，都传达了该事物所由产生的地区对社会、仪式和经济等问题的认识。”[1]因此，彼时的绘画更为看重的是其社会功能或文化意义。同时，由于尚未具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作画者或为社会群体之普通一员，并不因其技艺而与其他人员相区隔。阶级社会出现之后，画家遂有从社会成员之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专门职业的可能。
从名称来看，汉代以前，画家并无专名。《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提到当时的工匠种类及数量：“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设色之工又分画、缋、钟、筐、幌五种。一件器物的制作，需要众多工种的配合，诸人各司其职，如钟氏染羽，筐人湅丝，画缋者在绢帛织物上绘画。作画者统称为“设色之工”。战国时期成书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两条与绘画有关的材料，“客有为周君画.者，三年而成。”“客有为齐王画者。”两处之画家，皆无专名，而以“客”称之。此处之“客”，或为游走四方寄食权贵门下的“门客”，这在战国时期急剧的社会流动中很是普遍。《说苑.佚文》中有则史料同样颇能说明问题，“齐王起九重之台，募国中能画者赐之钱。有敬君居常饥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画台，贪赐画台，去家日久，思忆其妻像，向之而笑。”齐王似并无专门画工，而是以赏金招募“国中能画者”。此类人物，应该即是《韩非子》所云之“客”，他们怀揣绘画之技，乞食于王公贵族。《庄子.田子方篇》中的一则故事广被征引：“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后人常将其解读为画家所应具有的精神状态，即超越世俗之礼规，以自然而自由的心境进行创作。据许地山等人考证，《田子方篇》为庄子后学所作，成于战国末或汉初。可以据此推断，在彼时，宫廷之内已有专门作画人员，此类人物被笼统地称为“史”。《说文》释“史”为“记事者也”，《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周礼》中置有大量史官，如大史、小史、闪史、外史、御史、女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