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介绍我在1957年夏天北大毕业后踏进了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大门,进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了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在纪念从北京大学毕业5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吾师曹靖华》(《文汇报·笔会》2008年6月10日)的散文,回忆了这段往事,并追念把我引上文学之路的恩师。
由于在民间文学上没有读过专业,也就没有门派,冷不丁闯进这个领域里来,有时不免受到某些学人的责难和冷落。青年时代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张紫晨先生就曾指责过我:“你还要另打出个旗帜来!”面对这种责难,我无言以对,只有一笑置之。但没有门派也有没有门派的好处。知识结构没有框框,不受近亲繁殖的局限,在研究工作中不仅受益于我所从事过的文学批评的滋养,而且能够自如地吸收和包容不同学者不同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到了老年,也就干脆为自己起了个“边缘人”的别名,以“独立作者”自况。“边缘人”者,出自我发表在《中华英才》1998年第10期上的一篇随笔《边缘人》,此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读者》等多种报章杂志转载。我以“边缘人”自命,意在远离中心,事事作壁上观。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亦然。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为概念”的提出,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的回应;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不是只有一个流派,而是多流派的多元构成格局,以流派的存在与消长来统领百年学术史,等。
我是文学研究者,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批评家,我的民间文学观,理所当然地是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持文学的(包括比较文学的)立场和观点,重视作品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重视民间美学的研究,重视民间作品的题材、风格、形象、艺术、技法、语言的研究,等等,不等于无视民间作品与民俗生活的紧密联系、甚至有某种浑融性这一事实,也不等于排斥以开放的态度吸收民俗学的、原始艺术学的、宗教学的、社会学的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阐释民间文学现象。1986年前后,我甚至是较早强调“跨学科研究”的一人,并就整体研究的方法写过一篇长文。[1] 吕微先生写了一篇长文《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31日和《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上),比较客观地、有分析地论列了我的这一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为了扩大视野,吸收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以及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难解难分的联系,从1992年秋天起,花费了差不多六年的时间,系统阅读考古发掘的报告和考古学的著作,并完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原始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不研究原始艺术及原始先民的原逻辑思维方式,就难于知道和破译民间文学的所来之径和所包含的内容之神秘、斑驳和多样。原始艺术的研究使我受益非浅,对我的文学批评和民间文学研究有不小的影响和帮助。包括钟敬文、徐华龙、陶思炎、陶阳、向云驹、吕微等民间文学研究家,何西来、王兴仁、丁道希、刘爱民等文学评论家,都写过文章予以评论、鼓励和指教。[2] 我还发表过几篇略有影响的文章,如《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中外论坛》[纽约]2002年第4期;荣获中国文联全国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和《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4期)。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我有感于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研究中的孤芳自赏、闭关锁“国”情结、呼吁大力增强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的愿望,而在民间文学学科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倾向。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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