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构的地域性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暂时很难明晰地定义,但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在枯山秃岭的地域文化绝对不会如三秦文化中的通俗演义那样: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端一碗长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干旱少雨的内陆型气候,加之受六盘山西麓小气候的影响。或许,这一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其他西北的地域文化别无二致,抑或更接近于西海固的文化,或者说西海固文化与之很像。
土性文化:记忆中的山庄
对柏夫作品中的文化意象,我更愿意以土性文化的属性来理解和阐发。早有学者在对浙东文化的阐释中用到了“土性文化”与“水性文化”,其以“山”、“水”之多寡来概括。认为“水性”文化反映出温柔、内敛的性格,反映在文风上则是秀美、飘逸、浪漫的主体风格。而“土性文化”则相反,其文化影响下的文风多具气概、凝重、顽固、叛逆的性格,亦即鲁迅所说的“山岳气”,有了更多的深至与厚重。《山庄记忆》就很好得体现了这种风格。
在这里要说的是,土性文化是对乡土社会的非现代性的归绎。以其泛“土”性而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土炕、土窑、土豆、土堡、土话、山花、泥泞等。土味也正是乡野的魅力所在。在《土炕》中,作者体味到自然精神:“人本来就是自然之子,土炕盘在坚实的大地上,它虽然是炕,可依然是土;是房屋的组成部分,也是大地的人工延伸。人睡在这样的土炕上,身体和心灵都会和地气相通。睡在土炕上不只是简单地睡觉,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与大地进行沟通,那是一种来自四肢百骸及心灵深处的全身心的舒展和放松。”土,并非意味着俗气,而是土气,纯真质朴的气质。而土气是土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在坚实的大地上,微凉也好,温热也好,人总要停伫脚步去体味大地的体温和脉搏,领会古人所孜孜言说的天人合一的奥妙。
在美国学者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的论述中将乡土记忆与公共记忆对立起来,并指涉其作为被官方历史的记忆所界定的民间基层记忆的特征:被认可和被制造。这些散发着土味的乡野之物径由记忆的被认可与制造,逐渐地廓清了更具丰富含义的山庄图景,这也是作者所表述的重点。对于山庄,作者有其独到的见识:“山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村庄,其地理位置也不一定非在山上。当然,山庄也不可能是闻名于世的避暑山庄,其来历和功用与避暑山庄更是迥异其趣。山庄在更大程度上是相对于老庄而言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山庄拉远了与老庄的距离,不再简单到只是一座山里的村庄,而是投射到历代的记忆中,描画出族人拓展繁衍的社会景观。
山庄的文化隐喻
中国农村的近代化是痛苦的,这无不与乡村对现代文明的盲目不自觉反抗有莫大的关系,这种痛苦虽然没有像英国圈地运动那样悲残,但乡村经济结构与城市的错位必然决定了其要与近代化发生磨擦,乡村的近代化在痛苦的蜕变中一步步缓解过来。这一方面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审美趣味和社会经济的诉求结构,加快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使乡村以追慕城市为要。在这种急进中,反复的拆建透射出对城市文化的无奈盲从,这使得乡村简单习得城市中的垃圾文化——照抄了表面;另一方面这种近代化又扩大了城乡在经济上的差距和乡村自身在文化传统上的裂痕。造成了城乡之间认知心理及文化上的隔膜。在这两种变化之下,人被紧紧裹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得无所适从。同时城市人和乡下人变得更加貌合神离。与原有的乡村模式背道而驰,通过不得不寻找土地以外的生存模式,表现出一部分乡村人与城市的接近,而另一部分人与城市的抵触、抵触的多为老年人,而认同和追逐的多为年轻一代乡村人。
乡村农家乐中的高朋满座、垂钓闲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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