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重历史的审美契约
——对传统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再思考
王 萍
（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21世纪随着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昆曲、京剧先后被联合国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这意味着传统戏曲在完成了古代封建社会娱神、娱人、高台教化等社会功能后，作为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宝贵资源，在新的时代具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价值和功能。毫无疑问，时代与历史赋予传统戏曲新的使命和内涵。这是全球化语境中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是时代赋予传统戏曲新的历史使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应然选择。
众所周之，传统戏曲历经宋元南戏、元杂剧、明传奇及清代花部地方戏四个不同时期，在历史演进中完成了自身艺术结构体系的建构，形成了一种独特完整且稳定成熟的艺术形态。这是一个雅俗共赏、大小两个传统都能找到自己代言的具有一定文化资源和话语权力分配的文化场域，也是集结了传统戏曲经典的宝贵的艺术资源库。其中许多不仅是流传下来的经典文本，而且是至今活态于舞台的表演精品。这些精品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历史存在，同时也表征了戏曲美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的典范。可以说，这些经典是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穿越时空，并且对当下审美主体仍有意义和价值的作品及表演。
这里不再赘述经典的数量和名称，因为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要证明经典有多少，而要说明的是，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不只提醒我们千年的戏曲史、文化史的深厚积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其中蕴含了一份千百年来表演与观众之间世代相传形成的审美契约。这是一种源于文化记忆、集体认同的契约，是包含了观众对舞台人物形象、行当角色、情节结构、人物行动等戏剧叙事审美感知、体认、认同的契约。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我们的血液中，影响、规定着我们对戏曲艺术的审美旨趣和价值的欣赏和评判。
我们可以在话剧或影视等其它艺术中为曹操艺术形象翻案，将其作为正面人物塑造成胸怀大略的政治家，但是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却无法更改其作为白脸奸臣归属的行当脚色和形象装扮。我们曾被欧里庇得斯《美狄亚》的悲剧所震撼，然而很难接受将充满诙谐喜气“大团圆”结局的《墙头马上》改编成“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也不能想象将回肠荡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仇必报、有恩必酬的“伍员戏”改编为其它什么。解放六十年，我们刷新了戏曲历史，生产了无数的新编剧目，获得数以百计的国家奖项，蓦然回首，无论是草台班社还是专业剧团的演出，民间翘首企盼的仍然是世代相传、耳熟能详、熟烂于心且数目不多的传统剧目。尽管时下“仿真” 大制作布景填塞充斥舞台，然而，民间沉溺醉心的仍是“一桌二椅”的表演叙事，如：《拾玉镯》孙玉姣喂鸡、做针线活的表演、《三岔口》武生任堂惠与武丑刘利华打斗的场景，《春草闯堂》中丫环春草坐轿、知府胡进步行的表演艺术，等等充满写意性、虚拟性的经典表演脍炙人口，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和艺术审美享受。此外，中华民族文质彬彬、积极有为、铁肩担道义的“士人”、“君子”形象类型，在老生行这一特定的艺术形态里，以“公忠者雕以正貌”的角色特征，成为具有传统社会精英群体文化原型的艺术符号。[2]如：“伍员戏”的伍子胥，“三国戏”的刘备、关羽、诸葛亮、鲁肃、陈宫、祢衡、刘璋、张绣等，“杨家戏”的杨令公、杨延昭、杨四郎，《法门寺》赵廉、《双尽忠》李广、《当锏卖马》秦琼、《琼林宴》范仲禹、《清河桥》楚庄王、《断密涧》王伯党、《南天门》曹福、《双请灵》岳飞、《芦花河》薛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