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主要关注美的社会建构问题，或者准确点说，它处理的是审美经验的社会文化决定因素。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民族志和文化史的观察，我们发现，美的观念在不同时空的文化中变动不居。然后，该书通过指出在特定的社会中，美的观念和社会文化理想之间存在关联，更具体地说，这些理想影响了人们所认为的审美愉快，试图解释这种审美偏好的文化多样性。结果表明，如果社会文化理想发生了跨文化的变化，或者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那么审美偏好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我希望通过四个经验性个案研究论证这一观点，所有个案都在非洲。
关于马克思主义，我记得在我研究的早期，浏览过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老实说，不是因为“美的社会建构”的观点，而是因为我希望找到人类审美偏好的经验性研究，这次不是在人类学传统研究的文化中，而是在东方和西方的各种社会中。我假定，与西方精英哲学家关注资产阶级艺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并以之作为美学思考的对象不同，马克思主义应该重点考察大众或“群众”的趣味——这会鼓励学者们研究普通大众的审美观，正如对非洲或澳洲的美学进行人类学的检视，也就是说，会关注“民众的审美偏好”（尽管没有一本著作是明确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而，这种研究证明非常之少。我能找到的唯一例证是皮埃尔·布尔迪厄1979年出版的《区隔》（La distinction），该书基于大量得自法国的经验性数据，认为社会阶级通过他们在视觉艺术、音乐以及体育运动上的排外性偏好来区分自身。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美学”似乎像一个标签，它毋宁说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础，关注诸如上层阶级运用艺术压迫下层阶级等类似的主题。
最后，在我的书中，我的确引用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审美偏好的分析，是一位美国学者，名叫彼得·杰伊·纽卡门（Peter Jay Newcomer），他的简短研究关注了美的社会建构问题。我引用他的著作，是因为纽卡门是我所能找到的为数极少的试图说明审美偏好的文化多样性或文化相对主义的学者。纽卡门认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有些东西被视为美的，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财富。很巧，他所举的一个例证是解放前中国的“莲足”。他认为这些被包裹起来的小脚，暗示了女主人有一位富足的丈夫，不能也不需要参加日常劳作，这是财富的象征，人们认为它们是美的，正是因为它们让观看者想到了财富和物质上的富裕。多年以后，我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一篇写于1899年的美学和艺术的论文中采用了同样的分析路线，他引用了一个与中国的莲足类似的来自非洲的例证。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可能还有其他有趣的研究，只是我没有看到。其中有些可能是用中文写的，但是很遗憾我不懂中文，也找不到西方语言的译本。同样，我必须承认我无法阅读中国近年来的审美人类学研究著作。我知道在中国有大量相关研究，许多著作似乎具有纲要性和理论性，而不是具体的描述，不是对中国或国外某个具体的群体的审美偏好进行经验性的语境性的调查。
李修建：您提到的布尔迪厄和普列汉诺夫，中国学者对这两个人多有研究。普列汉诺夫写于1899年的专论艺术的《没有地址的信》，在中国被视为马列经典著作之一。不过中国学者对纽卡门关注得较少。纽卡门关于“莲足”的例证很有意思，尽管我不大同意他的观点，因为“莲足”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可能包含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谈到您的研究，您的美学思想发生过变化吗？您是如何开始研究审美人类学的呢？
范丹姆：这些年来，我的美学思想的确有一些变化，一是在主要研究论题上，二是在如何最好地处理美学基本问题上。就论题而言，在我着手研究世界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