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学”构成最重要的基础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主要蕴藏在和体现于广大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传承和延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之中，而不是某一学派的学说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及其稍后，学者们提出了中国文化是由“圣贤文化”和“民众文化”构成的理念，笔者将其名为文化“二元说”。中国文化“二元说”的提出，是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因而逐渐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赞同和接受。但“二元说”似乎并没有在中国的学术界得到普遍的认同。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所创作和享用的口传文化，包括民间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些有关文化的学术著作中，从来没有地位。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文化分析理念。他的“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占大多数的农民所代表的文化。这也是一种关于民族文化的二元结构的理念。雷德菲尔德的理论很适合中国的乡土社会文化的情况，因而很快得到了中国年轻的文化人类学界的呼应。但稍微将其做了一番改造，用“大传统”和“小传统”来作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标识，或根据是否有文字记载，把中国文化传统分为以文字为载体的“大传统”和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小传统”两大类。按照这种二元结构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就属于“小传统”了。这种思维脉络，特别在意识危机激荡的时代，既不适合传统文化艺术的保存，又不适合多元民俗文化的发展。
20世纪的一百年，战争兵燹、政治干预、经济变革、儒家传统等对非物质文化的摧残是前所未有的，指民间文化为封建迷信和污秽糟粕，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以割断和消灭这种扎根于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为能事。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文化，被国学家们称为主流文化。而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和塑造的知识分子，鄙视民间文化或曰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不起老天桥式的市井文娱空间。即使一些开明的、有平民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多少表现出任意篡改民间作品的积习，经他们之手见诸文字的民间作品，许多都是被篡改了的，不仅叙述语言不是老百姓的，特别是加进了本不属于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固有的原生形态，使其失真了。
与这种“大传统”、“小传统”的理论相联系的，是“新国学”。新国学家们把“古圣贤遗言”当成国学的主要研究阐发的对象和民族文化精神，把写成文字的“国粹”当成国学的基本原理，而把全民族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本应是国学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加以鄙薄和排斥。季羡林先生生前曾著文说“国学”应是“大国学”，见地深刻，切中时弊，很有针对性。其实，季先生并非说这话的第一人，从前许多大师都说过。例如在80多年前，当时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职的顾颉刚先生也曾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1926年始刊词》上说过这样的话：“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若说科学家仅仅能研究自然，研究工艺，而不能研究社会、研究历史，那么，科学的领域未免太小了，科学的伎俩未免太低了，这人的眼光也未免太狭隘了。”当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所以要停刊《歌谣》周刊而创办北京大学《国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