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圈,继而翻折摆弄成大棱形的式样依着木棍罩在整个头上,再把头巾的两端分别垂挂于双肩之侧,行走带风时摇曳生姿,同时在冬日还能起到防风保暖,夏日防晒消暑之功效。再加上发髻后端插着的龙头形银簪,颈项上带着上面雕有鱼形和花纹的环形项圈和银链,手戴大银镯,与黑色土布服装相映成趣,给人一种强烈而绮丽的视觉冲击,在凝重的黑色中溢出灵动来,表现出黑衣壮人朴素而独特的审美观。
当问及黑衣壮人为何穿这种自染、自织的黑土布衣服时,有的只说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习惯,有的则会兴味盎然地谈起了据说是祖辈口口相传下来的一个美丽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该区是一片山林繁茂、地肥草美的乐土。黑衣壮祖先捷足先登,来到这里开荒种地,安居乐业,繁衍后代,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那时,时有外族入侵想争抢这一片肥美之地,战争也频繁发生。一次,山里一个名叫侬老发的部族首领在带兵抵抗外来入侵者的战斗中,不幸受伤,本族人更是寡不敌众。他在果断地指挥族人安全退守之后,就隐藏在密林丛中,不想碰见一片青绿的野生蓝靛,随手摘了一把捣碎后敷在伤口上,哪知这草果真能消肿止痛,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于是重上战场,并率族人一举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胜利,保卫了族人之地。于是,这位头人就把野生蓝靛当作化凶为吉的神物加以崇拜,并召令全族人都穿上用野生蓝靛染制的黑布衣服。于此,黑衣壮穿黑布衣与对本族历史的记忆和认同相关,并且以服饰的形式自觉地重复着这种记忆的仪式。
从黑衣壮自身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来看,黑衣壮穿黑衣服的传统还与土司制度有关,据《那坡县志·民族志》中记载:在明清土司统治时期,规定凡土民只准穿黑、蓝两色,读书人可穿灰、白色,土司及亲属可穿绸、缎料子,考中秀才的人,可与士官一样,穿大襟长宽筒长裤。[1]在此,黑衣壮穿黑布衣则表现为一种铭刻着身份等级和心理创伤的身体记忆。
传说和土司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和揭示出黑衣壮穿黑布衣的源起,这种叙事模式在发挥其解释性功能的同时渐渐被有所取舍地演化成一种意识形态[2],并且以现行仍然可以展演的黑色服饰作为其物质支撑物。而黑衣壮的现实境况和生产实践则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解释。在80年代中期以前,黑衣壮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以笔者调研的弄文屯为例,家庭的大部分开支主要用于购买农药、化肥和紧缺生活日用品,并没有余钱花在其他方面。于穿着,妇女们仍然喜欢沿用土机纺织,土法印染布,衣服全是自种、自纺、自织、自染、自裁、自制的土棉粗布,既暖和又耐穿,一般一套衣服要穿上好几年,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由此纺织和染制习俗渐渐形成。不仅如此,在黑衣壮人看来,结婚后的妇女能否为男方家的老老少少织成一年所需的既合身且做工精细、富于光泽的黑布衣,这是他们评价女性是否贤能的一个重要标准,而黑衣壮妇女也把这作为证实自身能力和品性的主要方式。因此,在她们还是十一二岁时或者更早些时候,就已经在母亲手把手的悉心指教下学习这一整套织染技艺。于此,黑布衣凝聚着人们生活的智慧,并且渐渐聚集为文化认同的视点。
此种聚集是一个颇为繁复而缜密的过程。认同往往并非单向度地发生,作为认同表征的“看”被意识形态以强有力的视点所统摄和规范,它发生于仪式的强制性幻化为人的无意识。在黑衣壮的生活世界里充满了各种繁杂而细微的禁忌和规则,它们共同指向和建构出一种“黑色”神话。此“黑”已不局囿于服装的颜色,而是指黑衣壮作为壮族的一支独特的少数族裔以其特定的服饰(适合劳作和颇具神秘性的自织自染的黑土布衣)、山歌(黑衣壮独特的二声部民歌“诗敏”以及向壮族另一强大族裔布央学习并在族内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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