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神话，恰恰证明着上古东夷文化圈的海洋文化之发达，早熟。虽然，西周树立黄帝为中国人的祖先正宗之后，对东夷文化已史记载；但在民间，仍然盛传“齐谐志怪者之言”鲲、鹏的神话故事，才会感动他，激励出庄子那种汪洋恣肆的文采，溢　千里的感情，翱翔宇宙的才气，鲲鹏互化的幻觉。所以，神话不是庄子杜撰的空穴来风，而是蕴含着上古东夷海洋文化积淀下的丰硕结晶。
然而，沧海桑田，鲲鹏及其艺术形象，在现今的山东淄博市，古为西周封建诸候齐国都城，由于东夷人先进主力已迁徙，其后进人口融入华夏做奴隶，别说遗忘了鲲鹏艺术形象，连同鲲鹏化的神话故事，早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消失。但是却在中国大西南云贵高原的黔东南大山区里，被苗族妇女用代代相传的服饰绣绘方式记录下来，尤其可贵地是鲲鹏互化变成了鲲鹏合体的艺术形象；还有苗族鬼师祭山神驱山鬼所用的木雕法器—东海大鱼，是作者熟眼所见与苗族服饰绣绘鲲鹏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模样，所以，在苗族的社会信仰上，鲲鹏与鲲鹏互化是存在的事实。
鲲，在现今台江施洞一带苗族语言中虽然已无法对应，但在苗族社会观念上：有东海中的大鱼，龙鱼与人的亲密关系而受到崇拜（见插图二鲲鹏及其互化合一的服饰绣绘艺术形象）；在苗语中也有“大鱼”或“龙鱼”对鲲的称呼，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就专门指出“庄子谓绝大之鱼为鲲”，此则齐之寓言，鲲，可能就是齐国地区上古时代对海中大鱼的土语专称。
鹏，苗族至今有对大鸟称作“崩呵”近乎“朋”的苗语，但却无“凤”的语言，因为苗族保留中国不少上古语言，“崩呵”尚未演化为“凤”。但在战国时期，鲲鹏故事，为何鹏由鲲由鲲所化，并有“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且“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特点？这个疑问，应该连同鲸鱼—鲲一起思辨。鲸鱼在大海中活动的上空，常有相随相伴的鸟群，即就是经常在鲸鱼身上，攖食鲸鱼身上寄生虫或分享鲸鱼吐出的残渣余羙的海鸥，因为，海上之鸟，只有海鸥大翅，成群，“搏扶摇而上”滌忽消失的特点。故古人释“鹏”又为“朋”，而“朋”的古文象形又恰恰淡化为“凤”字，“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朋党字（《庄子集释》）。古人神化鹏的这些特点，都与海鸥生物习性相吻合，况且，海鸥有博击海浪，扶摇而上九万里（夸大极致）的本领，尤其在暴风雨海潮的怒吼中，海鸥（又称海燕）更不勇敢活跃，从而使人有缭戾宛转、　怒徘徊，风气相扶，摇曳而上的直观幻觉，更使天真的中国原始人类容易产生鲲（鲸）可以转化为鹏（海鸥）的神奇幻想。庄子运用鲲鹏神话，结合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思潮，借化鱼为鸟，由北　南，喻意鸟是凌虚之物，南即启明之方；鱼乃滞弱之虫，北盖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捨滞求进的思想（《庄子集释》）”。
在这里，我们不厌其烦，特别指出的是：苗族服饰绣绘纹样中的十大文化艺术发现，由于出土文物说不清，道不明；而汉文献也中断了有关记载，这种历史空白，往往便成了千古之谜。但难能可贵的是苗族保留了不少，上古语言和上古原生态艺术纹样内含的一致性。鲲在上古时代的名份直到秦、汉，可能没有统一，还有称作东海“大鱼”的；同时，苗族虽没有“凤”的语言，但却有“崩（朋）”的大鸟之称。而鹏—朋—凤，演化为凤的古象形文字艺术形态，在苗绣纹样中尚能找到，为我们破解了千年鲲鹏之谜。同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徐福出海东渡，为秦始皇寻找&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