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它既包括不可移动文物，也包括可移动文物。前者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等，后者以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为代表。此外，物质文化遗产还囊括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印刷术的起源之“争”：一个有解的悬案

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体，我国的印刷文化遗产也相应地包含了两个方面。历史上各时期印刷出版的重要文献和图书资料以及相关的重要实物等可移动文物是物质层面的印刷文化遗产；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各类印刷工艺技能，则可称为非物质层面的印刷文化遗产。

印刷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中国而言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它甚至涉及国家文化安全层面。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印刷术发明权的归属问题，就成为一道有解的难题。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这基本上已是国际学术界共识。然而，印刷术的起源之争，实质上至今仍未完全停息。少数外国学者、媒体不断试图否认、挑战中国发明印刷术，甚至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金属活字印刷术为世界文化遗产。他们时不时发起争论或提出异议，其中一些细节问题甚至成为难以定论的学术公案。目前，国际上除了一些印刷史、科技史等领域的学者坚持认定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以外，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公众及大众传媒，则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误导。这不仅挑战了我国作为文明古国拥有印刷术发明权的历史事实，而且也威胁着传统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捍卫我国印刷术的发明权有着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相关领域的专家，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和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让世界人民熟知中国在印刷术发展史上的贡献。

电子媒体时代的书籍史研究：反潮流的潮流

加强对印刷文化的研究将会推动印刷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对电子媒介在传播信息、交流知识中作用越来越大的态势，从20世纪后期开始，就有许多人预言：电子时代不久将取代传统的印刷时代。在数字图书馆的浪潮中，很多人预言：传统的保存纸本图书的图书馆将演变为纸本文献博物馆——而博物馆的本质则就是保存文物遗产的场所。

就在许多文化评论家慨叹社会不再重视书籍和阅读时，国际学术界兴起了研究书籍史的热潮，有些学者把书籍和阅读视作一个新研究领域的重点。这一新领域称为书籍史。所研究的就是印刷品生产和发行的来龙去脉，探讨书籍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

书籍史受到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与电子媒介产品的兴起与发展有关。电子媒介能力的不断加强，使印刷文化更为引人注目，并给人们提供了认识印刷文化的一个可供比较的基础。

随着数字阅读与无纸印刷时代的来临，基于纸媒介的印刷文化将作为人类一个漫长历史阶段的文明传播模式，其特有的信息传播与复制形态将给人们留下丰富的文化研究遗产。发掘和保护我国传统的古老印刷工艺和珍稀印刷文献，深刻探究人类社会在纸本印刷时代与数字印刷时代所进行的文化传播行为的差异，将是一个跨时代、跨学科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

保护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

我国古老的印刷技艺如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手工艺需要靠一代代接班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