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丝：
一个名人一直关注着一个古老的民族，从莘莘学子到学界泰斗，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近70年来，他对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研究着、考察着、思索着，并且著之成文、译之成书，向国内外介绍、宣扬，这种精神何等了得！这股热情化成一股暖流悄悄流进了这个民族20万人民的心中，变成了巨大的鼓舞力量。这就是我们读了当代学界泰斗、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教授给比利时许让神父《甘肃土人的婚姻》——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后产生的美好感觉。这篇文稿突破了一般序言体文章的陈旧格式，写得情感奔涌，文词优美，见解独到，亲切动人，既是精辟的学术论文，又是俊隽的散文作品。 《甘肃土人的婚姻》
中译本序言
文/费孝通
允许我在这本书前，记下一段有关这本译稿本身的经历，也是一段我私人的遭遇，和这本书的内容是无关的。把这段遭遇写出来作为这译本序言，似乎无此先例。但我又觉得不得不写，而且只有作为这译本的序言写下来最为适当。这一段可说是我一生悲欢离合的插曲，连我自己不敢信以为真的传奇。传奇带有虚构之意，但是这译稿的经历却是纪实。
这段经历的开始应当推到六十多年前，我初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清华的两年，从1933年到1935年，可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最平静恬适的生活。就在这“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的环境里，我结识了同惠。她姓王，燕京社会学系的学生。我们在燕京同学过一年，但相隔两班。
1933年暑期我从燕京社会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专门跟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当时体质人类学是个冷门，在清华大学其实只有我一人专修过这门整天和人的骨骼打交道的学科。因之在我清华园里天地很小，“一师一徒”之外很少与人来往。我的社会生活实际上还是留在相去不远的未名湖畔。
我进清华学人类学，原是我在燕京时吴文藻老师的主意和安排。吴老师在燕京教社会学，提倡社会学中国化。他又听信几位国外来的访问教授的主张，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应当采取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即所谓“田园作业”。因此吴老师一心一意要说服几个学生去学人类学。我就是被他说服的一个。
30年代，中国大学里开设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很少见。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清华的社会学系在系名中加上了人类学这个名称，为什么这个系聘请这一位俄籍教授史禄国。 但是要在中国专修人类学可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而且清华大学就在燕京大学的附近，却是事实。因此，吴老师就出力介绍我走上了这架独木桥。我在1933年秋季从未名湖畔搬入了清华园。这一搬动，现在回头看来是我这一生决定性的大事。决定了其后60多年的人生历程。
我的学籍虽然从燕京改成了清华，但是我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变。未名湖和清华园本来只有一箭之距。加上当时自行车早已是学生们通行的代步工具，两校之间，来往便利。这些社会和物质条件注定了我当时结识王同惠的因缘。
这段因缘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就是说得之偶然。因为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僧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亿，硬着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当然这并不是两个书呆子碰了头，没有男女之情。如果连这点基本的人情都没有，那就成了图书馆里坐在一张工作台上的同伴了。牵住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我和同惠原是燕京社会学系同系不同班的同学，按当时燕京的风气，同系的男女同学在各种聚会上有很多接近的机会。相互来往是件寻常的事，所以我们两人起初只是普通的相识，不涉情意。记得我住入清华后的第一年，大约是1933年的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