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建立和发展中国人类学的方法论体系，应坚持以“点”为根基的求实精神，以“线”为核心的动态发展观念，以“面”为旨归的宏阔视野。
西方人类学思想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但中国人类学家独创的理论流派与方法论体系，还未见端倪。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漫长过程中，一方面有赖于不断地引进国外的人类学理论，并融汇贯通地运用于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材料;另一方面，需要对人类学方法论的本土化有个基本的思路和宏观的把握。因为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方法论的突破。我们需要有一个既能同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又与中国学术传统相协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方法论体系。坚持以“点”为根基的求实精神，以“线”为核心的动态发展观念，以“面”为旨归的宏阔视野，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的方法论策略，应成为基于中国文化本土之上的人类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点”的确立与实证精神>
尽管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体质及其文化的演化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和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构成人类的某个族群的体质特征和某个区域的文化形貌，提倡从个别出发，然后再上升到一般，久而久之，尤其在英美等国形成一种传统，要求人类学家必须选择一个调查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与记录，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一般性的认识。培养人类学的人才，也要求在学习期间，具备实地调查的经历，切实观察一年寒暑更替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博厄斯、马杜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原习自然科学，后转攻人类学，将自然科学的求实精神，渗透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强化了言必有据，扎根于田野作业的务实态度。而实证哲学思潮的兴起，也为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提供了理论依据。深入实地调查成为人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和“现代人类学的基石”。美国人类学家C·恩伯和M·恩伯指出:大约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象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的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习俗。①
实地调查的求实精神，对本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凌纯声、林惠祥、苗逸夫、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学者，身体力行，不畏艰险，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后人开展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树立了典范，开创了中国人类学以实证为基础的优良传统。他们的相关成果，如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和苗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备受国内外人类学家的推崇，至今仍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选择某个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族群，建立实地调查的基地，作为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其优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1、可操作性—人类学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的体质和文化。但是，世界上2000多个民族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形态何其复杂，任何人类学家都无法穷尽。正如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时，由于人类与其动物王国里的直接祖先的历史关系十分混乱难解，只好转而研究甲虫的结构，以求得对生物进化过程的理解。人类学探讨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最经济的做法可能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完成。”②我们极需从那种对一个不太复杂的组织中所含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③
2、可信程度高—科学研究忌讳主观臆测，凭着个人想象很难把握人类文化的精神实质，没有实证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往往经不起推敲，一击即垮。中国典籍浩繁，其中不乏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