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晚年曾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说：“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把自己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要知道自己文化的历史与特征，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中华民族绵延5000年的文明没有断代和断裂，关于文学艺术的记载除了保存在文献典籍里，还有大量珍贵的文化和艺术资源埋藏在民间，等待当代人去发现和总结。这其中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背负着前辈的嘱托，走进田野和乡间，走进当代文化和艺术活跃的聚集区，“记录人民的生活，发现人民的创造、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他们就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者。他们孜孜不倦，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眼光思考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社会建构方面的问题。
艺术人类学是源自西方的一门学问，自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经过近30年的发展，如今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取得了一系列理论与田野实践的研究成果，并逐渐形成本土化的研究特色。中国艺术人类学在发展演化过程中，不断关照中国当下文化艺术发展的现实，并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
建言献策。本文试图以“剥洋葱”的方式，层层递进地走近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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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学”到“艺术人类学”：人类学的方法为艺术研究打开新的视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很多大中城市都建立了人类学博物馆。博物馆的负责人大都是人类学家，里面的藏品基本收集自殖民地。其中大量可以视为艺术的藏品，很自然地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家开始把艺术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考察它的起源和传播问题。
关于人类学家对艺术的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认为：“其实人类学很早就考察艺术，但是一直不敢对艺术有所定义，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文化现象来看。那是因为以前西方人把艺术定义得太狭窄，认为艺术的指向仅仅是‘美’‘审美’。在这样的认识下，人类学家在进行文化考察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的艺术是与审美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跟生存、宗教、仪式、婚丧嫁娶有关系。而在西方美学中心主义的眼睛里面这些也不是艺术。就算是艺术，也是艺术前的艺术，即原始艺术。所以西方人类学家虽然面对了这些现象，但是他们不敢妄议。所以关于艺术的研究，一直没有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点。直到20世纪初，人类学家开始对物质文化感兴趣，博物馆里面开始陈列很多有关艺术的器具。于是人类学家开始把艺术的概念扩大，并重新思考艺术和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
1922年，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创
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出版了《安达曼岛人》，意味着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即以田野考察为主的人类学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建立在经验和数据为依据的基础上，相比进化论和传播论更具科学性。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书写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须到自己研究的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部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与当地人建立友谊。而这些，都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记录。也正是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欧美种族中心论逐渐没落，终被文化相对论取代。
方李莉在《走向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一文中指出：“在不同的时代和生活空间，艺术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永远不会终结。当然，文艺复兴以来所提倡的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的、自律的、封闭的、被关在象牙塔里的艺术，有可能终结。因为那只是艺术的某一阶段或局部，并不是全部，更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