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新思考
赵书峰
摘要：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是一个注重对当下鲜活的音乐文化事项的共时性研究，却对其发展、变迁的轨迹缺乏历时性的学术关注。换言之，就是缺失了历史人类学研究维度的民族音乐学性质的观照与思考，以此导致过度强调音乐的社会过程，而忽略了音乐历史发展轨迹的考察研究。为此，在学科研究不断自我反思的影响下，民族音乐学研究逐步开始走向“历史的田野”，开始关注对音乐文化的历史文献的考察与梳理。亦即表现为一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双视角研究。然而笔者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也不要过度发展具有实证性质的历史音乐学研究，而忽略对其当下音乐表演文本的多元、开放性的文化解读与阐释。因为，一味地强调对传统历史文献的考证与梳理，而忽略或质疑学科的共时性考察的学术意义，难免会陷入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历史民族音乐学；新历史主义；口述文本与书面文本；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常被学界诟病为多是孤立性的个案描述与阐释，多呈现出共时性研究的学科理念，而对当下音乐表演活动的“历史构成”文献文本的深度考证与挖掘关注不够[①]。换然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科属性常是对当下音乐生产过程的描述与分析，缺乏对其历史文献的宏观把握与认知，以至于造成一种缺乏“历史学”维度的学术观照。为此，学者们受到历史人类学研究理念的影响下，开始将历史学视野投射到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开始关注到走向历史的田野（注重口述历史文本与书面历史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田野与文献之间的互通。亦即民族音乐学在保持自身研究特点的同时，开始注重对研究对象“历史构成”文献的考证与梳理，即追寻传统音乐表演活动表象背后的、过往的现代历史结局的考察，即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所以看出，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也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反思的产物。同时正如有学者认为，通过史学来弥补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时间层面的忽略，通过“过去”的观察来理解现在，以进行古今之间的对话交流等，期望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或者说现状与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的目的。[②]因此，可以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是受历史人类学研究视野影响下的，对于具体音乐事项进行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的一门民族音乐学下属的分支学科。
一、历史民族音乐学发展渊源
“历史民族音乐学”概念自从英国学者理查德·魏狄斯（RichardWiddess）那篇文章“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③]发表之后，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正如他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在不断提醒人们注意传统音乐的“活着状态”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其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变迁过程。[④]因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是一个注重对当下鲜活的音乐文化事项的共时性研究，然而随着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一些学者在实际的研究中逐渐发现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诸多弊端，亦即只关注当下音乐事项的共时性研究，却对其过往的发展、变迁轨迹缺乏历时性的学术关照，换然之就是缺失了历史人类学研究维度的民族音乐学性质的观照与思考，以此导致过度强调音乐的社会过程，而忽略了音乐历史发展轨迹的考察研究。如梅里亚姆的三部模式（概念——行为——声音）中往往只强调音乐的社会过程，结果使民族音乐学疏远了历史音乐学所关注的向题。[⑤]为此，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蒂莫西·赖斯提出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模式，提出“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体验与创造”的三重立体模式，可以看出，它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