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艺术界：艺术人类学新动向
[美]保拉·D·格尔希克文 刘翔宇译李修建校
摘要：20世纪60时代以来，人类学家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基本分析概念，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这一学科整体，尤其是在艺术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如表征与艺术文化体系，艺术收藏、本真性与挪用，全球化和艺术界，艺术与身份认同等问题。通过对艺术纯粹性和自主性的主张提出严肃质疑，通过探索新的地域和新的惯例，以及通过认可艺术在当下主要的社会经济进程中的作用，这些研究对于艺术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表征；艺术文化体系；全球化；艺术界；身份
作者：保拉D·格尔希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和非洲研究教授
译者：刘翔宇，博士，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校者：李修建，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类学对于艺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这一学科开始的19世纪。对于像英国的皮特•里弗斯（A.L.F.PittRivers）、阿尔弗雷德•考特•哈登（Alfred Court Haddon）以及美国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追随者们等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来说，艺术对于他们的文化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对英国学者来说，艺术是文化进化的首要指示物；对美国人来说，它又是文化接触的标志和最深层次的文化价值的表达。但由于这一学科的学术焦点后来转向了亲属关系和社会政治结构，艺术被归入边缘。[1]直到20世纪末，人类学家们才开始重新重视艺术，他们（主要地）关注对这一学科非常关键的四个问题：表征、全球化、消费和身份。这些问题是随着这一学科内外的学术走向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而出现的。
自20世纪60时代起——尤其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人类学家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基本分析概念，并重新思考他们自己对支撑殖民权力结构的贡献。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这一学科整体尤其是在艺术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这些新的视角是本文的焦点。
一、表征与艺术-文化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人类学家们关注叫做“表征危机”的问题，[2]这一叫法的部分灵感来源于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3]福柯唤起人们关注如何把学术话语（他特别专注于医学和心理学）理解为由制度和实践支撑的知识系统。知识构成了一种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塑造了什么被认为是正常、正确和真实的事物。在福柯的影响下，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怀疑他们的学科表征其研究对象的方式，尤其质疑他们对于他者的定义和分类如何助长了殖民和后殖民权力结构。
这些问题与艺术研究直接相关。在他富有影响的《关于收藏艺术与文化》一文中，詹姆斯·克利福德提供了一个概念化“艺术-文化系统”的框架——具体指20世纪用以将来自异域的物品“在西方被语境化并赋予价值”的惯例和分类。[4]在西德尼·卡菲尔等学者看来，[5]这种权力关系使得西方的现代主义将来自其他文化中的物品挪用为“艺术”，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行为。萨利·普里斯则走得更远，她将（从异域）获取并运输到西方的物品的境况与奴隶贸易时期被捕获的奴隶的境况进行了比较。[6]
这一艺术文化系统确立了这些物品的相关价值和制度化语景，并在此过程中决定了它们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在克利福德看来，“部落”物品进入西方（艺术文化）系统，被按照两条轴线进行分类：艺术/文化和本真的/非本真的。[7]沿着第一条轴线放置的都是原创的/唯一的，因此被认为是“艺术”，或者是传统的和集体的，因此构成“文化”。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