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6日下午，费孝通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举行。与会者主要是两个国家重大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和“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在京的部分课题组成员方李莉、任大援、马盛德、顾森、赵朝洪、刘托、李东方、康玉岩、何玉人、胡晶莹等，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费老女儿费宗惠和女婿张荣华>也应邀出席。费老生前是课题的总学术指导。会议由课题负责人方李莉主持，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约30余人参加。以下是发言纪要。
方李莉：>今天是费孝通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开座谈会纪念费孝通先生，一方面因为他是我们课题的学术总指导，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思想，他的学术理念，还在指导着我们，还在鞭策着我们去完成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另外，他不仅是我们课题的学术总指导，他还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尤其是他晚年提出来的“文化自觉”的思想，是值得我们一再深思和研究的。今天到会的都是我们在京的课题组成员，另外还请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费老女儿费宗惠和女婿张荣华三位嘉宾，希望大家聚在一起缅怀费先生，同时讨论他的学术思想。下面请刘梦溪先生发言。
刘梦溪：>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光临中国文化研究所。 我是一个不喜欢参加会议的人，但今天是一个例外，当我接到这个会议的通知时，有一种想参加的冲动。因为费老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人。我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而当今的中国，是一个缺乏思想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有学者，有专家，有教授，但缺少思想家。即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都有思想。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著作，但称得上有思想的著作很少。我虽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我敢说，是缺少思想的中国。因此，今天纪念费老，虽然与会者限于课题组成员，我依然有一种激情，愿意说出我的看法，作为费老仙逝周年的纪念，也是与诸位的一次学术交流。
就学术而言，思想是无比珍贵的。可以说，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我并不完全赞同主要靠国家课题的集体方式来推展学术。在文化部一个有关课题的会上，我的学长谭霈生先生提出，个人的著述才能出思想，大量的群体著述反而不容易出思想。我认为他提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集体著述往往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而且，如果产生了思想，产生的是谁的思想？当然，我并不反对一些重大课题由国家立项、动员群体来完成，因为有些课题个人是没有力量完成的。比如多卷本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比如艺术方面的大典和通典，比如我们的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等等，个人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只能通过国家课题的方式，聚集各方专家集思广益来完成。但我敢说，在学术史上，真正有思想的著述应该是个人著述。
费老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但在我看来，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个不断进行思考的思想者。他从未停止过他的思想。他的人类学研究是有思想的，包括他与马林诺斯基的师承和学术渊源，以及早年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后来的《小城镇，大问题》等，每一部著作，都是思想家的著作。即使是1957年他不幸的遭遇，也没有禁锢住他的思想。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在他的晚年，他还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中国极有价值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大家也是知道的，但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对他的两个令人震撼但又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思想，作一些诠释。有的文章谈到过他的这两个思想，但对于它们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意义，它的学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扬。 第一是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
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