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年代：为什么有今天的世界遗产？
（日本）荻野昌弘1著刘翔宇2译
（1.日本关西学院，日本 662-8501 2.山东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修复和保护的简单技术问题，世界遗产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社会变革。作者从人们对加德满都谷地的寺院的两种态度和认识入手，以柬埔寨的吴哥窟、法国众多的博物馆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为例，分析了世界遗产制度得以存在的逻辑以及世界遗产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关键词：世界遗产；记忆秩序；博物馆;他者表征；现实化逻辑
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838（2016）01-005-06 
世界遗产不是修复和保护的简单技术问题，世界遗产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社会变革。原来非常简朴没有什么名气的废墟，被列为世界遗产后，一夜之间迎来了众多的参观者。富冈制丝厂及其相关场所的四个区域中的三个，在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前鲜为人知，现在也动员当地居民作为志愿者欢迎外来游客。成为世界遗产后，当地居民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家乡的历史与文化。
吴哥窟的例子更具代表性，原因是它于1992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与内战后柬埔寨的重建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的入选正是为了重建内战所破坏的柬埔寨社会。事实上，在过去20年间，当地的游客数量迅猛增加（从118183
人增加到目前的4210165人），许多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接待游客。在莫高窟附近的暹粒市，有许多专为外国游客建造的宾馆，还有一条酒吧街，给人以身处伦敦的印象，来这儿参观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国游客，外国游客
流失的风险大大减少，当地居民训练有素地接待外国游客。因此，世界遗产是一种可以用于社会重建的制度。
然而，如果世界遗产的保护成为重中之重的话，那么就出现一种矛盾的局面：即有时遗产保护比人类生命显得更为重要。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官方网站报道说，周六的地震不仅丧失了许多生命，而且尼泊尔人和世界各国也失去了部分独特的文化遗产。有一篇题为《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宝藏：地震前后》的报道，其中载有地震前和地震后这里各种世界遗产的图片，展示了这次地震对加德满都谷地的世界级纪念物的破坏情况。该文隐含了某种价值取向，即文化遗产跟人类生命同等重要。至少，这些世界遗产纪念物的坍塌对“整个世界”是重大损失。英国广播公司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有权利为加德满都谷地纪念物的破坏表示忧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现得更加焦虑，总干事 
收稿日期：2015-12-14
作者简介：荻野昌弘,男，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刘翔宇（1969-），男，山东省临沂市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伊琳娜·博科娃发表了如下言论：“在这一困难时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为尼泊尔动员了专家和国际支持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准备派遣国际专家代表团赶赴现场，以深度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并据此向尼泊尔当局和当地社区提出旨在重建的保护和修复的建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够提出世界遗产恢复重建的建议并提供支持，这当然是有益的。然而，对于这次灾难的受害者来说，这却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他们更关注未来的生计，关注住房的重建，而非世界遗产场所的修复。即使他们想到要修复纪念物，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加德满都谷地寺院的宗教意义，而非它们的文化价值。
事实上，根据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观点，人们首先关注神灵、寺院和宫殿所占据的山脉。[1]在麦加和梵蒂冈这样的宗教中心，整个城市都成为朝拜者持续参拜的“中心”，而之所以像山脉、寺院和宫殿这样的场所能够被认可为神圣的中心，原因是它们位于天、地和未知世界的交界处，而这一地带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