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我的学术自述
2014/3/9 15:18:55
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
——我的学术自述
刘锡诚
远在南宁的老友过伟老兄频频驰书,命我写一篇学术自述,我一直不敢从命。蓦然回首,真有一种日月如梭、历史无情、生命短暂、人生如梦之慨!原来到了可以和应该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学术事业的年纪了!
我的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做过新闻编辑和记者,当过文学编辑,从事过民间文学研究,还有好多年做过行政领导工作,下放农村劳动并当过生产队长,被赶到五七干校锻炼改造,不过,后面的这种人生经历已与学术不沾边了。概括说来,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
文学,当作家或批评家,是从中学时代就梦寐以求、矢志追求的理想。后来果然走上了文学之路。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在编辑、研究、写作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写了几本小书,参与了一些事,认识了许多人,在文坛上走了一遭。一个农民的儿子,有了这番经历,老来也算心安理得了。
文学方面的学术经历,早在1985年10月就曾应《批评家》杂志主编董大中先生之约写过一篇《文学评论与我》,发表在该刊1986年第1期上 ,讲了我的文学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为了保存资料,后又收入拙著《河边文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石家庄)中,算是一个小结和交代。自那以后,又写过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出版过《在文坛边缘上》和《文坛旧事》两部专著,提供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文坛史料,对现有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可能有所增补,也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好评。但冷静下来想想,除了重新发现曾经大声疾呼不要把文学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可是到头来,却仍然没有跳出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的理念之外,在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上,并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1983年秋天,脑袋一热,服从领导的安排,应老领导周扬先生之命,神使鬼差、阴差阳错地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曾经从事过的民间文艺界。钟敬文老先生戏嘘地对我说:“那里是个火海呀!”明知是火海,却又往火里跳!俗话说:一步走错步步走错。再后来的境遇,与七年前的那个一念之差不是没有关系。话又说回来,没有逆境,也不会有平静安宁、闭门读书、一心写作的那种闲适而忙碌、愤然又陶然的生活,也不会有我后半生几种较为满意的学术著作的问世。55岁上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远离了曾经的文学,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浮华,坐拥书城,与电脑为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去,一去不回头,俨然像是烂柯山的故事里说的,出得洞来时,人世上已经过了20年!
至于民间文学学科,我不是科班出身,只能算是爱好者吧。1953年秋天,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穿着农民衣服的18岁的农民子弟,提着一个包袱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学的却是当年很时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辉煌灿烂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吸引了我,滋养了我,给我打下了文学欣赏、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基础,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三大批评家对我的影响,也许后来我不一定会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但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情。恰在这时,我们的系主任、著名的未名社作家兼翻译家曹靖华教授担任了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欣赏并同意我选择民间文学作为论文题目。于是我在燕园的北大图书馆和民主楼的顶楼小屋里大量阅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歌谣研究会时代的丰富资料。曹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不仅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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